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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是“六一六事变”前夜，广州风声鹤唳，危疑麓惧。北方学者的呼吁，对广州的局势，不起任何实际作用。结果，徐世昌和平下台，京师匕鬯不惊，而广州爆发政变，满城百姓，仓皇奔走。尽管如此，民众对徐世昌，似乎没有纤介感激之情，相反，极尽贬损谤讪之能事。翻翻民国史书，有谁为他说过一句公道话?也许，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还是渴望威权，喜欢有个强人统治自己，看看吴佩孚那么受欢迎，便是最清楚的明证了。历史的厚此薄彼，总让人感到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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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六民八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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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奉战争后，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恢复旧国会，对总统问题，还不太在意，但徐世昌走得太干脆，这个问题便迫在眉睫了。仓促间要找一个人顶替徐世昌，谈何容易，不仅要有资历、名望，还得在法律上解释得通。除了黎元洪，很难有第二人选。至此，吴景濂也不再坚持要先审判黎元洪了。6月2日清晨，王家襄、吴景濂一同在天津拜访了黎元洪，请他复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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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这个久违的名字，忽然又大放光芒，成了舆论的焦点。本来，自从1917年退出政坛后，黎元洪的从政之心，已日渐淡化，当了一家中美实业公司的董事长，连政府每月给的一千元津贴，他也婉拒不收，他没想到自己会有咸鱼翻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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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为人忠厚，对昔日督军团逼宫，心有余悸，故百般推搪。章太炎也劝他“杜门高枕，偃卧三月，以待时之变”。但经不住国会议员轮番上门相劝，每天劝进的电报，像潮水般涌来，曹锟躬率直、苏、鲁、鄂、赣、豫、察、陕、甘、绥十省督军、省长、都统，联衔通电，恭请黎元洪“反辔首都，依法复位”，还派出一个由45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浩浩荡荡到天津迎驾。黎元洪开始还不为所动，大有臣门如市、臣心如水之势。但直隶省长王承斌跪在黎元洪面前，声泪俱下劝说，大有黎元洪不出，他就长跪不起之势。黎元洪虽是“泥菩萨”，也难免动了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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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提出四项主张：一、南北统一；二、恢复国会；三、废督裁兵；四、财政公开。做得到就复职，做不到就免谈。代表团慨然保证，这四项主张与曹、吴以及全国军民的心理，不谋而合，只要总统肯复职，不难一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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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黎元洪把旧国会两名议长和代表团全体成员请到自己家中，取出一份电稿叫大家传阅。“这就是我的办法，”他说，“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呢，我和诸位今天就是最后一次的会议。”电稿开头，仍喋喋不休解释当年解散国会的苦衷：“第念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当时恐京畿喋血，曲徇众请，国会改选，以救地方，所以纾一时之难。总统辞职，以谢国会，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乎?”然后，他词锋一转，提到了复职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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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自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在，即欲划分军区，扩充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由当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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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报界将这个办法公布出来，征求各省意见。吴佩孚一马当先，响应黎元洪“废督裁兵”的号召。他怕黎元洪还要横生枝节，便托人转告他：我们推你出来，是出于一片诚心，你再推托，我就无能为力了。出与不出，请一言而决。黎元洪遂答应6月11日入京，“暂行大总统职权，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他这次入京，只是为完成1917年因仓促下台，未能完成的一年零三个月大总统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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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广东已经有了一个孙大总统，当然反对再来一个黎大总统。南方议员褚辅成、孙洪伊指出，黎元洪的任期，实已由冯国璋代满，无职可复。北方议员则由曾任众议院法制委员长的张耀曾出面解释，根据约法和《总统选举法》，总统在任内离职，只有三种情况：一是死亡缺位，二是弹劾去职，三是因故不能执行职务。而1917年黎元洪的离职，不在三种之内，是基于事实而非基于法律，因此不具法律效力。冯国璋的代理，也只是事实上的代理，而不是法律上的代理。这番解说词一出，长江以北的人们，全都“吁”地松了一口气，黎元洪的复职，再无障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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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黎元洪在王家襄、吴景濂两位议长的陪同下，在各方代表的前呼后拥下，乘火车抵达北京，再次入主总统府。当天，吴佩孚致电广州孙文、伍廷芳等人，敦请他们北上，共商国是。这电报当然是泥牛入海，几天后广州就发生政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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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黎元洪下令撤销1917年所发布的国会解散令，敦促两院议员克期入都，继续行使职权。在天津的国会议员，全体入京，宣称定于8月1日正式开会。古老的北京城，天清气朗，一派金章紫绶、冠盖云集的盛况。天桥脚下、大石烂儿的酒馆茶馆，又多了不少新鲜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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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方如火如茶的情形相比，南方的反应，有冷有热。广东省议会站在陈炯明一边，是赞成恢复广州国会的，但广州国会却站在孙文一边，大加反对。迨至“六一六事变”之后，陈炯明派人到在粤议员家中，逐一拜访，劝他们北上参加国会，推动统一。于是，不少议员也收拾心情，离粤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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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让广州国会议员纠结的问题是，1918年，为了凑够法定人数，在广州开正式国会，补选了一批议员，顶替未到会的议员，这批补选议员的资格怎么办?如果恢复旧国会，他们俱成游魂野鬼了。因此，广州国会主张国会重开，法统上，应该是接续1919年的国会（即“民八国会”），而不是1917年的国会（即“民六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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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六”与“民八”之争，症结在于到底承不承认广东非常国会这段历史。在北京的民八议员徐清和、梅宝玑等48人，在象坊桥南沟沿69号组成了“法统学会”，鼓吹民八（广州）国会才是正统。在上海也有一批民八议员，两年前入滇入川，颠沛流离之后，滞留上海，组织了一个“法统维持会”。他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内部恒分两派：一派主张国会重开，只能让曾在广州参加护法的议员出席，未参加护法，或被非常国会解职者，不得列席国会。另一派人数较少，主张谁有资格列席国会，应等国会在北京正式召开后，按法律正当决定。两派各执一词，结果一派去了北京，一派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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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鼓励民八议员入京“努力奋斗”。谢持、邹鲁等民八议员，遵奉指示，一齐赴京，就是为了给民八国会争正统的名分，这是一切的先决问题。争的方法，亦文亦武，文是写文章，武是闹议场。《邹鲁年谱》中写道：“先生（邹鲁）决定亲自到北京去反对重开民国六年国会。有人对先生说：‘你在广东跟着总理联奉皖夹击直系，现在曹（锟）、吴（佩孚）得胜握权，你最好不要去吧。’先生说：“民国是我党革命首创的，国会是我行使职权的机关，我去了，谁敢哼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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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8月1日，国会足够法定人数，正式开会，史称“国会第二次恢复”。坊间有句俗话，叫作“拆只烂船装小艇，十分工夫都有旧钉痕”。何况国会这条烂船，一沉再沉，满身钉痕不说，且早已朽坏，如何能够“修旧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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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议长仍为王家襄，副议长为王正廷；众议院议长亦仍为吴景濂，副议长是张伯烈。但内部已四分五裂，派别林立。据《中华民国立法史》一书所载，旧国会恢复后，经过一轮洗牌，政党势力重新整合，分为九大派别：一，中国国民党系，主角谢持、周震麟、田桐等；二，政学会系，主角谷钟秀、张耀曾、李根源、汤漪、王有兰等；三，段祺瑞系，主角乌泽声、褚辅成等；四，奉天系，主角刘恩格等；五，益友社系，主角吴景濂、罗家衡、胡鄂公、易次乾等；六，新共和党系，主角张伯烈、胡祖舜等；七，孙洪伊系，主角温世霖、景耀月、张益芳、王湘、钱崇恺、吴宗慈等；八，讨论会系，主角司徒颖、江天铎、谭瑞霖等；九，研究系，主角王家襄、蒲伯英、蓝公武、籍忠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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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对国会迟迟制不了一部宪法出来，早已物议如沸。梁启超以难掩失望之情的笔触写道：“（议员）先生们啊，我们给你老人家磕第一个响头，求赏宪法!磕第二个响头，求赏宪法!磕第三个……第一百个响头，求赏宪法……求赏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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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老先生终于重开议宪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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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国会开第一次宪法审议会。徐清和议员带头提质询，他单刀直入地问王正廷：“以前在广东已依法律召集宪法会议，今天的宪法会议，是否广东宪法会议的继续?”王正廷顾左右而言他。在众议院的常会上，徐清和向吴景濂提同样的问题，吴也是无言以对。王正廷、吴景濂都是当日广州宪法会议的主持者，连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都无法回答，可见这个国会，完全是在直系的操纵下，草率上马，一切法律问题都未厘清。邹鲁曾经把民六议员与民八议员的分歧点，用两个三段式表述出来，让人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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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主张继续民六派）之三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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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约法上大总统不能解散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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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民国六年6月12日大总统非法解散国会，必待至今日取消非法解散国会之命令，始为国会回复有效时期及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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