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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广东已经有了一个孙大总统，当然反对再来一个黎大总统。南方议员褚辅成、孙洪伊指出，黎元洪的任期，实已由冯国璋代满，无职可复。北方议员则由曾任众议院法制委员长的张耀曾出面解释，根据约法和《总统选举法》，总统在任内离职，只有三种情况：一是死亡缺位，二是弹劾去职，三是因故不能执行职务。而1917年黎元洪的离职，不在三种之内，是基于事实而非基于法律，因此不具法律效力。冯国璋的代理，也只是事实上的代理，而不是法律上的代理。这番解说词一出，长江以北的人们，全都“吁”地松了一口气，黎元洪的复职，再无障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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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黎元洪在王家襄、吴景濂两位议长的陪同下，在各方代表的前呼后拥下，乘火车抵达北京，再次入主总统府。当天，吴佩孚致电广州孙文、伍廷芳等人，敦请他们北上，共商国是。这电报当然是泥牛入海，几天后广州就发生政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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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黎元洪下令撤销1917年所发布的国会解散令，敦促两院议员克期入都，继续行使职权。在天津的国会议员，全体入京，宣称定于8月1日正式开会。古老的北京城，天清气朗，一派金章紫绶、冠盖云集的盛况。天桥脚下、大石烂儿的酒馆茶馆，又多了不少新鲜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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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方如火如茶的情形相比，南方的反应，有冷有热。广东省议会站在陈炯明一边，是赞成恢复广州国会的，但广州国会却站在孙文一边，大加反对。迨至“六一六事变”之后，陈炯明派人到在粤议员家中，逐一拜访，劝他们北上参加国会，推动统一。于是，不少议员也收拾心情，离粤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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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让广州国会议员纠结的问题是，1918年，为了凑够法定人数，在广州开正式国会，补选了一批议员，顶替未到会的议员，这批补选议员的资格怎么办?如果恢复旧国会，他们俱成游魂野鬼了。因此，广州国会主张国会重开，法统上，应该是接续1919年的国会（即“民八国会”），而不是1917年的国会（即“民六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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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六”与“民八”之争，症结在于到底承不承认广东非常国会这段历史。在北京的民八议员徐清和、梅宝玑等48人，在象坊桥南沟沿69号组成了“法统学会”，鼓吹民八（广州）国会才是正统。在上海也有一批民八议员，两年前入滇入川，颠沛流离之后，滞留上海，组织了一个“法统维持会”。他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内部恒分两派：一派主张国会重开，只能让曾在广州参加护法的议员出席，未参加护法，或被非常国会解职者，不得列席国会。另一派人数较少，主张谁有资格列席国会，应等国会在北京正式召开后，按法律正当决定。两派各执一词，结果一派去了北京，一派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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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鼓励民八议员入京“努力奋斗”。谢持、邹鲁等民八议员，遵奉指示，一齐赴京，就是为了给民八国会争正统的名分，这是一切的先决问题。争的方法，亦文亦武，文是写文章，武是闹议场。《邹鲁年谱》中写道：“先生（邹鲁）决定亲自到北京去反对重开民国六年国会。有人对先生说：‘你在广东跟着总理联奉皖夹击直系，现在曹（锟）、吴（佩孚）得胜握权，你最好不要去吧。’先生说：“民国是我党革命首创的，国会是我行使职权的机关，我去了，谁敢哼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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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8月1日，国会足够法定人数，正式开会，史称“国会第二次恢复”。坊间有句俗话，叫作“拆只烂船装小艇，十分工夫都有旧钉痕”。何况国会这条烂船，一沉再沉，满身钉痕不说，且早已朽坏，如何能够“修旧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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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院议长仍为王家襄，副议长为王正廷；众议院议长亦仍为吴景濂，副议长是张伯烈。但内部已四分五裂，派别林立。据《中华民国立法史》一书所载，旧国会恢复后，经过一轮洗牌，政党势力重新整合，分为九大派别：一，中国国民党系，主角谢持、周震麟、田桐等；二，政学会系，主角谷钟秀、张耀曾、李根源、汤漪、王有兰等；三，段祺瑞系，主角乌泽声、褚辅成等；四，奉天系，主角刘恩格等；五，益友社系，主角吴景濂、罗家衡、胡鄂公、易次乾等；六，新共和党系，主角张伯烈、胡祖舜等；七，孙洪伊系，主角温世霖、景耀月、张益芳、王湘、钱崇恺、吴宗慈等；八，讨论会系，主角司徒颖、江天铎、谭瑞霖等；九，研究系，主角王家襄、蒲伯英、蓝公武、籍忠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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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对国会迟迟制不了一部宪法出来，早已物议如沸。梁启超以难掩失望之情的笔触写道：“（议员）先生们啊，我们给你老人家磕第一个响头，求赏宪法!磕第二个响头，求赏宪法!磕第三个……第一百个响头，求赏宪法……求赏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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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老先生终于重开议宪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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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国会开第一次宪法审议会。徐清和议员带头提质询，他单刀直入地问王正廷：“以前在广东已依法律召集宪法会议，今天的宪法会议，是否广东宪法会议的继续?”王正廷顾左右而言他。在众议院的常会上，徐清和向吴景濂提同样的问题，吴也是无言以对。王正廷、吴景濂都是当日广州宪法会议的主持者，连这样一个基本问题都无法回答，可见这个国会，完全是在直系的操纵下，草率上马，一切法律问题都未厘清。邹鲁曾经把民六议员与民八议员的分歧点，用两个三段式表述出来，让人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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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主张继续民六派）之三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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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约法上大总统不能解散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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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民国六年6月12日大总统非法解散国会，必待至今日取消非法解散国会之命令，始为国会回复有效时期及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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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故今日北京开会应继续民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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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员之三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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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约法上大总统不能解散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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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民国六年6月12日大总统解散国会之非法命令，在法律为无效。国会自由行使职权，毫不受该非法命令之影响，因而国会之在广州继续开会，为绝对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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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故今日北京开会应继续广州会议（世所称继续民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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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邹鲁发表《国会本身法律问题商榷书》，这是文的攻势。《商榷书》大意说：约法上没有总统解散国会的条文，也没有限制国会开会地点的规定，所以总统不能解散国会，国会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自由集会，这是毫无疑问的。民六国会，虽被政府下令解散，但这在法律上却不能发生效力；议员因而集会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并无违法的地方。那么法律一日有效，这些合法的行为，就不能无故作废，也没有理由可以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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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邹鲁避而不谈，约法上也没有国会人数不足时可以召开非常会议的规定。民六议员同样可以利用这一点，批评民八国会违法。非常国会本身既无法律依据，那么它解除部分议员职务及递补议员，也都是违法的了，递补议员连个当选证书都没有，哪来的议员资格?因此，民八国会只能称护法，不能称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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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辩解说：“开国会非常会议，是护法手段；开正式会议及宪法会议，是法律行动。”合法的就是法律行动，不合法的就是护法手段，这样纠缠下去，永无了局。盖因当初大家都违法了，现在则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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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就像“螃蟹笼里的政治”，一大堆螃蟹挤在小笼子里，钳子抓来抓去，谁能幸免?9月5日，宪法审议会开第五十五次会议，邹鲁要上演全武行了。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县制度如何规定”。焦易堂、邹鲁、谢持先后发言，把火力集中在王家襄身上，质问他：1919年在广州宪法会议上，已经通过的条文及审议会已经通过的地方制度各条文，议长根据何种理由、何种法律取消?本次会议为何不准护法议员代表进入议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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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襄支吾其辞，最后被逼问得急了，演变成互相对骂。邹鲁等人一哄而上，扯住王家襄的衣服，把他拖得踉踉跄跄，跌倒在地，再饱飨老拳。王正廷也被人从台上揪了下来，大呼救命。议员们有的雉伏鼠窜，有的呐喊助威，有人上前劝架，有人爬到桌上看热闹。会议在一片混乱中散去，遗下一地的眼镜、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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