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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当然一口应承。对于黎元洪复位问题，吴景濂认为，应先组织法庭审判当年违法解散国会一案，如果判他无罪，则请黎复位；如果有罪，则请国会正式开会选举总统。“法律森严，此后再无有元首敢作非法之事。”吴景濂说：“昔日英国长期国会战争十六年十个月之久，结果英王伏法。所以英国国会权高于一切，除去雌不能变雄，雄不能变雌，其余国会之力，皆可作到。今次护法，若能将法律地位巩固，则可与英国国会媲美，则公之英名不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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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等议员联名宣布，第一届国会恢复行使职权，继续完成制宪，以谋中国的和平统一。5月28日，直系将领电请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恢复法统的声浪日渐高涨。6月1日，通电全国，第一届国会正式恢复行使职权。图为担任过四任民国国会议长的吴景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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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先生所说甚是，但是滞碍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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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今日此事，在君等握军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商之于我，我虽不承认，然以难强我的主张请公等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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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他们虽然口口声声说护法，其实国会能否恢复，能走多远，依然是看“握军权有实力者之意见”。对此，吴景濂内心一清二楚。5月10日，吴景濂、王家襄参加了直系的会议。吴佩孚作了一次措辞强硬的发言。他说旧国会应自行集会，自己虽然身为军人，不便有所主张，但谁敢反对旧国会，他一定出面干涉。说这话时，他目光如电，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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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平地一声雷，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发表通电，主张请黎元洪复职，召集1917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这是军人驱徐（世昌）迎黎（元洪）的第一炮。紧接着，孙传芳又放出第二炮，要求徐世昌、孙文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江苏督军齐燮元通电附和，请徐世昌“慷慨宣言，功成身退”。随后河南督军冯玉祥、陕西督军刘镇华等，也呼吁“恢复法统，进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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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法统”的口号一出，久已被冷落的国会议员，又纷纷浮出水面了。5月22日，一批京津社会名流，在熊希龄寓所开会，联名通电，主张恢复旧国会。5月24日，参议员26人，众议员42人，在天津开会，成立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对外宣言：“现同人决议依法自行集会，唯因政治上之障碍，先于天津顺直省议会设立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曹锟、吴佩孚致电旧国会议员，表示支持：“今诸公准据职权，依法自行集会，实为政治光明之导线。”翻开1917年9月的报纸，曹锟宣称“旧国会万无恢复之理”的电文，历历在目，现在却180度转变，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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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直系将领通电请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恢复法统的声浪日渐高涨。6月1日，筹备会开第二次会议时，议员人数已增加至参议员63人、众议员138人。于是通电全国，自即日起，第一届国会正式恢复行使职权，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的一切特别组织，均应取消。徐世昌既为非法国会选出，应即下台。这份由王家襄、吴景濂领衔的通电，历数徐世昌的罪状，无非是“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都是空言虚语，唯一能坐实的，就是他是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出来的，所以他也是非法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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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对于恢复第一届国会，当然是不赞成的。就法律而言，第一届国会已无法恢复，因为当选了安福国会的议员，即表示承认第一届国会已结束；而参加了南方非常国会的议员，虽表明他们仍坚持第一届国会的法律地位，但意味着非常国会的任期，即计入第一届国会的任期，如今已经届满，无可恢复。扣除了安福国会与非常国会的议员，剩下的议员人数，已不足法定人数。吴景濂身为议长，既参加了非常国会，又不把非常国会的时间计算在任期之内，还有什么法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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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系当道，报纸都是它的传声筒。时而说徐世昌如何要天津警察厅阻止旧国会议员开会，时而说他如何重金收买非常国会议员，要他们留在南方，不要北上。谣诼满天，不断损害着政府的形象。升斗小民无从得知内幕，只能对着漫天疑云，交头接耳，私下揣测。其实，徐世昌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得相当平静——既然大家不要我干，我走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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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淦曾追述一段逸闻：6月1日深夜，直系驻京代表接到上头电话说：“吴大帅发怒，已回洛阳，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好好注意办?”这个代表被这个半夜电话吓得心慌意乱，竟忽略了“将来”二字，第二天一早，即以军用电话向总统府秘书长疾言：“吴大帅有电话来，要徐世昌赶快腾总统府。”军人的气焰，真可把天烧出个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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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徐世昌宣告辞职，下午4时离开北京，从此彻底退出政坛。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几年来，他们因为徐世昌执政，敦尚文雅，优假士人，而得以在北京文化教育与学术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联名致电孙文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南北两总统应同时下野，并敦促国会议员早日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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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年（1917）间国会受非法解散，公等与西南诸首领揭护法之帜，以广东为国会自由召集之地点，中间受几多波折，受几多阻力，而公等坚持不渝，以种种手段，求达护法目的。开非常国会，以抵制北方非法国会；选举总统，以抵制北京非法总统；举行北伐，以抵制北方拥护非法国会与非法总统之武力。虽有以此种种手段为病者，而公等坚持如故，固以为苟能达护法之目的，无论何种手段，不妨一试。且正维公等用此种种手段，使全国同胞永远有一正式民意机关之印象。故至今日而克有实行恢复之机会，公等护法之功，永垂不朽，当为国民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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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上，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蔡元培等二百余人叩。江（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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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是“六一六事变”前夜，广州风声鹤唳，危疑麓惧。北方学者的呼吁，对广州的局势，不起任何实际作用。结果，徐世昌和平下台，京师匕鬯不惊，而广州爆发政变，满城百姓，仓皇奔走。尽管如此，民众对徐世昌，似乎没有纤介感激之情，相反，极尽贬损谤讪之能事。翻翻民国史书，有谁为他说过一句公道话?也许，在人们的潜意识里，还是渴望威权，喜欢有个强人统治自己，看看吴佩孚那么受欢迎，便是最清楚的明证了。历史的厚此薄彼，总让人感到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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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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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六民八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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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奉战争后，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恢复旧国会，对总统问题，还不太在意，但徐世昌走得太干脆，这个问题便迫在眉睫了。仓促间要找一个人顶替徐世昌，谈何容易，不仅要有资历、名望，还得在法律上解释得通。除了黎元洪，很难有第二人选。至此，吴景濂也不再坚持要先审判黎元洪了。6月2日清晨，王家襄、吴景濂一同在天津拜访了黎元洪，请他复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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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这个久违的名字，忽然又大放光芒，成了舆论的焦点。本来，自从1917年退出政坛后，黎元洪的从政之心，已日渐淡化，当了一家中美实业公司的董事长，连政府每月给的一千元津贴，他也婉拒不收，他没想到自己会有咸鱼翻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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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为人忠厚，对昔日督军团逼宫，心有余悸，故百般推搪。章太炎也劝他“杜门高枕，偃卧三月，以待时之变”。但经不住国会议员轮番上门相劝，每天劝进的电报，像潮水般涌来，曹锟躬率直、苏、鲁、鄂、赣、豫、察、陕、甘、绥十省督军、省长、都统，联衔通电，恭请黎元洪“反辔首都，依法复位”，还派出一个由45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浩浩荡荡到天津迎驾。黎元洪开始还不为所动，大有臣门如市、臣心如水之势。但直隶省长王承斌跪在黎元洪面前，声泪俱下劝说，大有黎元洪不出，他就长跪不起之势。黎元洪虽是“泥菩萨”，也难免动了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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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提出四项主张：一、南北统一；二、恢复国会；三、废督裁兵；四、财政公开。做得到就复职，做不到就免谈。代表团慨然保证，这四项主张与曹、吴以及全国军民的心理，不谋而合，只要总统肯复职，不难一一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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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黎元洪把旧国会两名议长和代表团全体成员请到自己家中，取出一份电稿叫大家传阅。“这就是我的办法，”他说，“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呢，我和诸位今天就是最后一次的会议。”电稿开头，仍喋喋不休解释当年解散国会的苦衷：“第念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当时恐京畿喋血，曲徇众请，国会改选，以救地方，所以纾一时之难。总统辞职，以谢国会，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乎?”然后，他词锋一转，提到了复职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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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自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在，即欲划分军区，扩充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由当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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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报界将这个办法公布出来，征求各省意见。吴佩孚一马当先，响应黎元洪“废督裁兵”的号召。他怕黎元洪还要横生枝节，便托人转告他：我们推你出来，是出于一片诚心，你再推托，我就无能为力了。出与不出，请一言而决。黎元洪遂答应6月11日入京，“暂行大总统职权，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他这次入京，只是为完成1917年因仓促下台，未能完成的一年零三个月大总统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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