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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理、司法总长都不知情的情况下逮捕阁员，事件非同小可。始作俑者，是吴景濂和张伯烈两位议长，他们向黎元洪举报，“财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迫黎元洪立下手谕，将罗文干送交地方检察厅。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倒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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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全体阁员到总统府了解情况。王宠惠激动地说，如果总统下令逮捕阁员，请把他也一并送交法庭处理。黎元洪与卫戍司令王怀庆互相推诿，王说是总统下令抓罗文干的，黎说他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最后又转而指向吴景濂，说是吴曾经口头和书面建议逮捕罗文干。吴景濂辩解说，他只是把这件事报告总统，怎么处理要由总统来做的。几个人指李推张，互扯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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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打断了他们的争论：“如果没有特别命令，卫戍司令肯定无权逮捕。这个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必须把这个事件看成是中国政府的耻辱，应该迅速采取措施，弥补已经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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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众议院通过了查办罗文干案。当天京师地检开始审理此案。华义银行代理人出庭作证，声明此案发生问题的支票是酬劳费，跟罗文干无关。检察厅要求吴景濂、张伯烈到法院对质，但吴、张二人都抗传不到。他们的理由是：这个案子是总统交办的，总统府不是诉讼机关，议长也不是诉讼当事人，不负告发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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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英国和意大利公使致函外交部，声明展期合同并无手续上的不妥。至此，京师地方检察厅判定无效债票一说，不能成立。而8万英镑为对方按合同规定付给中国政府的，折合成华币约80万元，转给交通部50万元，余下作为行政日常开支。另3万英镑是付给安利洋行经理的手续费，5000英镑是付给安利洋行买办的手续费，并无进私人腰包。这份合同确实未经国务会议讨论，也没有请求总统和国会的同意，但财政部办理展期合同一向如此，也算有章可循。京师地检于当天无罪释放罗文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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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国会在该案中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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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濂、张伯烈携带众议院公函告发现任阁员贪污渎职，可是查办案尚未提交国会，议长有什么根据代表国会署名?如果是私人告发，就不应以议长的身份列名，并且盖用国会的印信，也不应向总统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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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在议长告发后才提出查办案，却并不追究议长滥用职权、冒发公文的违法责任。问题还不止此。根据临时约法第十九条第十二项的规定，对于失职、渎职的国务员只能提出弹劾而不适用于查办，查办对象为一般官吏，所以对罗提出查办案，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弹劾案，也必须两院通过后才能咨交总统执行。本案参议院并未讨论，仅由众议院单独提出，也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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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菊隐认为，在这一案中，总统、议长、众议院、内阁，统统都违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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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罗文干由总统座驾接载，风光出狱。但该案却并未平息，并且持续发酵，成为曹锟参选总统的一场前哨战，国会充当了尖兵。曹锟当晚打了一个电报来，指责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主张成立特别法庭彻查。吴景濂拿着这份电文，带领二十多名议员，直闯黎元洪在东厂胡同的寓所，强硬声言，如果吴佩孚敢包庇罗文干，保定不惜与之决裂。吴景濂要求黎元洪发一份电报给吴佩孚，对他加以申斥。黎元洪迫于无奈，只好按议员的要求，发了一份电报给吴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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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虽然不赞成曹锟做总统，却不敢公然反抗上司。11月25日，他通电表示“对曹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对罗文干案毫无成见，听从法律处理”。表明他已经服软。北京的空气，陡然转冷，好像一场寒流横扫而过。教育总长彭允彝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再办罗文干。1923年1月17日，众议院通过重新查办罗文干的决议，并要求查办京师地方审检厅的检察官。罗文干再次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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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开，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宣布，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羞与为伍，辞职出京。1月27日，东三省特别法庭发声抗议，通电北洋政府司法部、大理院、法律馆、总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和律师公会，抗议罗文干案再议。嗣后，湖北、安徽、奉天、河南、山东、直隶、江西等地纷起响应，罗文干案演变成中国司法独立之战。直至8月30日，京师地方审判厅宣布罗文干无罪，再次将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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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王宠惠内阁宣告总辞。几天后，黎元洪任命张绍曾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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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流传着一首打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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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倒罗，阁已空，一声浑蛋滚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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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知王宠难为惠，此去高恩竟不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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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内阁中，保定方面包揽了总理、陆军、交通、财政、司法等位置，洛阳方面一席都没有。曹锟离总统的宝座，又大大迈进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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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要选举总统，必须尽快把宪法弄出来。先制宪，后选举，一切庶可步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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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天坛宪法草案》，从拟成到现在，悠悠九载。宪法会议时开时停，就像羊拉屎一样，走一路拉一路，到今天还没有完。社会上早已非议如潮，不耐烦的声音，响彻江南海北，愈来愈多的人觉得，与其为伊消得人憔悴，不如干脆废除了临时约法，废除了天坛宪法，废除了宪法会议，废除了国会……议员各自回家，好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20世纪20年代各省纷纷自制省宪，便是对国宪难产的反弹。但国会既开，不议宪交代不过去，而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出于各种原因，很多已不能履行职责，唯有重新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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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1月15日，在入冬以后第一场寒流到来之前，宪法委员会在北京开会，继续议宪。当天出席的起草委员有46人，由杨铭源理事主持。以往的宪法会议，往往受不足法定人数而流会的困扰，按国会组织法规定，“非两院各有总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开议。非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大家对此都不以为然，以为门槛太高，难以做到，以往制宪不成，这是原因之一。于是，宪法会议一开，首先讨论的，是如何降低开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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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17日开会时，出席委员只剩下39人，缺席6人，请假15人，已不足法定人数，只能改为谈话会。11月20日开会时，仍不足法定人数。11月22日开会时，宣布有2名委员因为缺席3次，法不容情，照例解职。在12月5日的会议上，出席委员便一下子达到51人，请假9人，无人无故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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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法经议员们修改为“非两院总议员五分之三以上之出席，不得开议。非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议决”，于1923年4月30日公布施行。但以修法来解决开会缺席问题，还不是最离奇的，最离奇的是规定议员出席开会有奖励。5月议决修改《宪法会议规则》，规定议员每出席一次宪法会议。可领取出席费20元，缺席的人扣等额岁费。请假的须有5位议员证明，缺席过两次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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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门外车马喧阗。吴景濂、王家襄、汤漪、褚辅成等人，同赴总统府，请黎元洪设法筹措这笔经费，以促成宪法。黎元洪倒也乐于支持，召集新任国务总理张绍曾及财政次长、税务督办、会办等一众官员开会，研究钱从何来。最后决定从海关建筑经费中，借拨120万元，分4个月提拔，每月拨制宪经费17万元。出席会议的奖励金，便从此处开支。讵料这笔经费，因未经内阁正式讨论，后来竟成了倒阁的重要题目之一。如此讨论国家宪法，真是世上罕有俦类，令全国亿万期待民主宪政的人士，同声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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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也知道自己的总统之位朝不保夕，唯一希望，就是在位期间完成制宪。他在6月6日，也即复职一周年时，发表通电，哀告各方：“国会再断，约法荡然，混沌纠纷，久沦为无法之国……元洪忧患余生，急于求去。宪法期成，不过两月，制宪以外，绝无所求。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但这样一个希望，恐怕也难以达成。做总统做得如此窝囊憋气，亦属世上罕有俦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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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干后来写了《狱中人语》一书，对国会议员作深恶痛绝之评语：“国会到今日人人真是讨厌到不耐烦了，我不敢刻薄到叫他们议员大爷做猪，但我敢说议员大爷真已无代表人民资格了，出席讲钱，制宪讲钱，真正的人民当时选他们出来的时候，是希望他们如此吗?”虽然不排除有他个人对议会的恩怨，但也绝不是一种孤立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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