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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最早呈分崩离析之局的，正是国会。自从袁世凯解散国会之后，国会时存时亡，时而两个，时而三家，几乎没有统一过几天，而议员犹自称国会是国家统一的最后堡垒，岂不是笑话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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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京议员面对四面八方的抨击，也极感委屈，尝作不平之鸣：“环顾同人留京者，制宪费外，未尝多获分毫。事畜所资，车马所费，长安不易，几告在陈，狼狈情形，有目共睹……呜呼同人，力维大局，死守善道，若此犹被鬻身之诮，贻猪仔之讥，则天下真无是非公道可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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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20日的议员谈话会上，吴景濂也与大家“约以六事”：一、无论政潮形势如何，决不离京；二、绝不做法外举动；三、不受外界任何之压迫；四、宪法会议及总统选举，应双方并进；五、岁费与出席费，俱经国务会议通过，已有切实之保障，不致发生问题；六、制宪为国会唯一天职，所望同人努力合作，期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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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的山东籍议员丁世峄，写了一封措辞诚恳的信给吴景濂，劝他设法纠正会合会的违法之举。丁世峄，出生于山东巨富之家，从政之余，醉心学问，书法尤佳，有“南吴（昌硕）北丁”之称。他在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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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等与兄患难相共有日矣，区区人格，区区顾全法纪之心，当为高明所久知。弟等素以此自矢，窃愿兄亦以此自励焉。破坏法律，以附和军警流氓之所为，纵一时依傍他人势力，人无如我何，独不顾天下万世之公论乎?辱在知交之末，敢附忠告之义。区区微忱，尚希谅察。如何设法纠正，幸以赐教，弟等窃所乐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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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曾经说过。无论如何，誓不再作亡命之想”的吴景濂，这时已全副身心投入到总统大选的筹备工作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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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刘楚湘领衔的132名离京议员，6月27日致函吴景濂，请其停开宪法会议。但吴景濂若无其事，依然每周三次宪法会议照开，直到因人数不足而流会为止。从他6月底给褚辅成等人的一封信，可以读到一种死心塌地、义无反顾的冷静。在信中，他以淡淡语气告诉离京的议员们：“刻下都中秩序如常，各方面对于国会均极尊重，宪法会议照常开会，毫无恐怖之虞，同人等尽可自由发表意思（见），行使职权。”言下之意，有你们在，地球会转；没你们在，地球一样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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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强国会时代的终结 （1923.7—1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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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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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23日，浙江军务督办卢永祥通电欢迎国会到上海制宪。但就在军人政客们一再表示欢迎国会南下的同时，上海总商会也召开会员临时大会，通过四项议决案：一，否认现在北京非法摄政内阁，不承认曹锟有候选总统资格，二，通电全国军民长官，维持地方秩序，加意保护外人，大局问题，听候人民解决-三，现在国会不能代表民意，不能认为有效；四，关于以上种种问题，组织一民治委员会，继续讨论进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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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上海民治委员会成立，为这个混浊黑暗世界，带来最后一点微弱的韶光淑气。尽管他们不能阻挡国会到上海开会，不能从法律上推翻这个国会，但他们已经发出自己的声音了。正因为有民间社会的存在，才令人不致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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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京议员推举参议员章士钊、吕志伊及众议员褚辅成、田桐，先行到上海筹备一切。租下上海县（上海县成立于1292年，1927年国民政府撤上海县建上海特别市）西城外斜桥湖北会馆做两院的议场。议员们陆续从天津汇集到上海。洎7月中旬，据褚辅成报告，在上海报到的议员实数317人，已领会费288人，在天津已决定赴上海的37人，东北三省已来的议员63人，只要从北京再多来100多议员，人数即可过半，可以合法开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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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到了上海的议员，有些人领到钱以后，又返回了北京，也有些各散东西，回老家的回老家，游山玩水的游山玩水，国会能否在上海正式开会，依然是未知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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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国会在上海湖北会馆举行。“移沪集会式”，200多名议员出席，章太炎也作为嘉宾出席了，由年纪最长的凌鸿寿老先生任主席。会议发表对内和对外宣言，宣布一俟议员人数足够法定，即开正式国会。“留京议员，陷于强暴，即有议案，不生法律效力。北京武人，如有假借政府名义，与各国订何项条约，磋商何种借款，吾国会概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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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突然有几十名民八议员，在凌钺率领下，闯到会场，高呼决不承认黎元洪为合法大总统，令会场一度混乱。刘楚湘急忙劝他们，这次同人南下。原为拆曹锟大选之台而来，而拆曹锟大选之台，当然以北京国会民六议员为主体。如果改为继续广州国会，则留京议员就有借口不来了。既然民六、民八议员在反对曹锟大选这件事上宗旨相同，何妨为国牺牲，勿争此席，致误国事。董昆瀛议员继而发言，称同人南下，恒为“讨贼戡乱”，无论民六、民八议员，都是“心在国家，当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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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国家”这种话，在这个场合听起来格外滑稽。民八议员焦易堂也说，南下是为“救国会、救议员人格”。“吾人开标在讨贼，民六能讨贼，吾人应从民六，民八能讨贼，则吾人应从民八。孰故生枝节障碍讨贼者，即为公敌。”但谁能讨贼?民六说自己能，民八也说自己能，这话说了等于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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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八议员本来不承认黎元洪是合法的大总统，黎元洪被逐，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什么法律问题。但民八议员又是反对直系的，现在直系驱逐黎元洪，他们应该站在哪一边?让人左右为难。不过，由于北京与上海的议员人数势均力敌，要凑足法定开会人数，这批本来妾身未明的“游魂野鬼”反而成了奇货可居。他们也就凭着这种有利地形，在国会不断兴风作浪，挑起法统之争。而最后的解决办法，尤为奇特，竟然是民八议员每月公费照给，但不用列席会议，果应了“凡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一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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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楚湘在《癸亥政变纪略》一文中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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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统之争，迭与凌钺及民八分子协商，迁延未决，内部渐有破裂。而北京吴景濂等，亦以上海开民八国会为辞，煽阻欲南下之议员。而拜金议员亦唯利是图，仅到天津骗取旅费，复到沪赚取月费，踪迹飘忽，来往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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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已经快沉了，船上的人还在为谁该坐头等舱谁该坐二等舱，争得你死我活。尺土残卒，犹内讧不已，洵为可悲、可恨、可叹。表面上看，大家都很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和当年讨论善后大借款、讨论袁世凯违法时，没甚两样。但稍具历史眼光的人都已意识到，中国第一波的民主实验，千回百转，到了今时今日，已临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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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漪指出，国会南迁后，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国会本身问题，二是制定宪法问题，三是总统问题。国会本身问题的提案包括“补选第三期常会延长任期案”、“延长众议院任期一年案”、“改选参议院议长案”；制宪问题的提案包括“中华民国宪法案及其实行附则”、“改正大总统选举法案”、“其他重要法案”；总统问题者，须解决总统任期，“应依民国二年国会议决先选总统后议宪法一案值手续行之”，则现任大总统应于1921年任满。这个问题若是得到解决，则“正本清源、名正言顺，而事无不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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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北京的国会也同样面临这三个问题，正因为无从解决，才发生分裂。国会南迁本身已是政争的结果，指望“南迁以后，完全有行使之自由，且与政争绝对无关，而其实现之可能性，但须诉诸同人自觉心而已足，既不必假金钱为媒介，亦无俟手武力之拥护”，实在是难乎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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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国会争论，已不再让人感到有新鲜的空气，不再看到有阳光的洒落，亦不复有熏风之和、夏雷之烈。每一个人的发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是那么弥漫阴暗，中气不足，就像在一所没有窗口的铁皮屋里，一伙疲惫不堪的人，在争论最后的晚餐吃什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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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在上海与卢永祥见面，讨论黎元洪南下的可行性。黎元洪之所以一直迟迟吾行，主要是担心卢永祥的态度，一定要等到卢永祥发表欢迎通电，才敢起程。但卢永祥向章士钊表明，不反对黎元洪南来，但不可以总统身份来，否则无法向盟友孙文解释，也无法向西南各省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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