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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专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主意，他听到章士钊转达卢永祥的意见后，建议黎元洪可以不必具元首威仪，但要有元首名号，可以到上海，但不要去杭州。“黎公此时为负责之人，速行南下，则议员随者必多，所谓蚁慕羊肉也”。至于西南各省不接受亦无妨，总统命令但及于中央，不必及于各省，所以西南各省不必担心。而孙文方面。则约法中但有大总统统率海陆军，而无大总统是海陆军大元帅之说，大元帅本来就不是法定名称，与大将军、联军司令这些名称无异，故与大总统并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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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根本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难道章太炎不清楚?其实大家都清楚，无非想重演一年前的那一幕，为了解决燃眉之急，不惜连哄带骗，先把黎元洪弄上船再说，至于上船以后怎么办，唯有走一步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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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派了两名代表到上海，与章太炎、褚辅成、汪精卫等人见面，了解各方的态度。汪精卫代表孙文的立场，显然是不欢迎黎元洪南下的。章太炎苦口婆心，试图说服黎元洪：“卢（永祥）本老实军官，意中甚望公来，而心又畏中山派之反对，是以不能切实表示，此但当视其情，不当据其口也。中山派人在沪者，不过精卫与一二宵小，心虽不欲公来，而不能形之于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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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为黎元洪赴沪任总统积极奔走，图为1922年，被曹锟赶下台之前的大总统孳元洪授予章太炎的授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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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孙文在南方有相当力量，在国会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加上孙文正与张作霖、段祺瑞结盟，也会影响奉、皖两系的取向。黎元洪能不视为畏途?7月26日，上海《申报》登载了一条消息：“黎黄陂中止南下。”章太炎勃然大怒，在写给政学系李根源的信中，口出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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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黄陂能南下，政府能组织，则鄙人于中山亦当敷衍。若此计无望，吾今亦不论大局，祈顾南方根本，非设法打倒中山，不算好汉。彼对湖南举动（指孙文利用谭延闿驱逐赵恒惕之役），与曹锟亦岂有异，不除此人，则西南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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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江浙的形势，也日趋紧张，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支持皖、奉的卢永祥之间，水火不容，大战一触即发。黎元洪不敢到上海，更不敢到杭州。这时章太炎又出主意了，让黎元洪不如去东北，投靠张作霖：“目下死中求活，唯有密商奉张，迁政府于吉林长春等处，并将驻沪议员招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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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多次提到“钱”的问题。他在8月15日给黎元洪代表的信中说：“兄到津后，务望乞得五千元至万元之数前来，略一飞洒，所费小而成功大。”在8月16日的信中又说，“得万金奔走，可以有效”。可见双方的角力，并非拼法律，乃拼金钱而已。口含天宪，不如口含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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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凉风乍起，溽暑渐收。黎元洪终于下了决心，在万众期待之下，乘日本轮船长府丸，从天津浮海南下，抵达吴淞口外。登岸后，即向记者发表讲话：“我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我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而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故不得不转而至沪。上海为舆论中心，政治策源地，故我来深欲征取各方意旨，并将心中所怀，报告于众，使各方公判，而求妥善解决之道。”中黎元洪入住法国租界杜美路26号。当晚与章太炎、唐绍仪、李烈钧、岑春煊、褚辅成、章士钊、焦易堂等人见面，委托章太炎、章士钊、褚辅成三人，主持一切对外文稿。迄今事情按着章太炎的设计进行，形势似乎出现了一线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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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证明，黎元洪这回千思万虑，又上错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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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江浙两省人民，为了阻止苏齐与浙卢开战，发起组织。江浙和平协会”，奔走于宁、杭之间，进行弭兵运动。在他们的努力下，两省在8月19日达成《江浙和平公约》，相约“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战争危机，在爆发前的最后一刻，稍见缓和。黎元洪在这个时候到上海，诚为“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令当地民众大为恐慌，担心刚刚缓和的形势又会紧张起来，所以视黎元洪如烫手山芋，最好另谋他适，不要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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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国会议员们在湖北会馆举行谈话会。本来黎元洪准备出席会议，报告自己南来的宗旨，但他还没到场，张继已先在会场上发难了，大吼大叫，震动屋宇，历效黎元洪的种种罪状，声明今后国会文电中，若再称黎为大总统者，绝对不能承认。他指着会场中的总统席，厉声说：“现在中华民国没有大总统，国会中所设大总统席，应当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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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辅成一看这架势，情知不妙，赶紧派人通知黎元洪，不要到议场了，以免受辱。黎元洪本已出门，吓得掉头回家。事情闹成这样，许多人为黎元洪这位忠厚长者不值，自始至终，他都是各利益方手中的牵线木偶，“为打鬼借助钟馗”而已。至于他个人的生死荣辱，根本没人在乎。一直为此事奔走的章士钊，慨切独深，他写了《审同事论》一文，以抒心中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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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惠子有言日：。往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其东走同，其所以东走者则异。故有同事者，不可不审也。”同事，在今之新流行语日“合作”。自北京政变以来，合作之声，鼋鸣而鳖应，盖已无处不闻。黄陂南下，合作似由空谈渐趋事实，不得谓非进步。然以三日间之情势推之，仿佛各方均有所不满，而又不能了然其所以不满者何在，或即了然而不肯明言。前此“合作、合作”云者，今则别以状词之而日“合作难、合作难”。惠子所称东走同异之喻，不幸谈言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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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现场：1911-1928 [:170678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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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选与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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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聚光灯，终于落在了曹锟这位布贩子出身的天津人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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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出身寒微，性格戆直，就像孩子一样，看见别人有什么好玩具，他也想拥有。有一年他请京剧名伶梅兰芳到保定演戏，那时保定还没有汽车，曹锟坐马车迎接，讵料梅兰芳开着私人汽车来，同行的一个伶人也有自己的汽车，令曹锟艳羡不已。梅兰芳演完戏，与曹锟一揖而别，开着那辆汽车走了。但怎么也没想到，在梅兰芳走后，曹锟一口气买了四辆汽车，在保定街头开来开去。保定人从此见识什么是汽车了。这就是曹锟的性格，带有典型的草莽英雄的色彩。如果问他当总统有什么好，也许他答不出来，但既然袁世凯当了，黎元洪当了，冯国璋和徐世昌都当了，为什么他不能当一当呢?既然大家都说他可以当，那么弄一任总统当当，也是一件青史留名、光宗耀祖的事情。在他心目中，总统的诱惑力，也许与孩子眼里的玩具，没有太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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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们对曹锟的印象，都不太差，说他忠厚老实、待人诚恳。顾维钧曾为之困惑，“他（曹锟）一定具有某些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一个普通士兵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他形容曹锟恢弘大度，襟怀开朗。而众议员钟伯毅则这么评论：“曹锟虽非雄才大略，却知人善任，推诚相与，每能使部将效忠不二。故吴佩孚虽然明知曹锟并非可事之君，但仍生死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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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国会的十名代表在保定光园拜访曹锟。光园在明代是大宁都司右卫署和断事司，清康熙年间直隶巡抚由正定迁到保定，巡道司狱署设于此。雍正年间改为按察使司狱署。现在是曹锟的公馆，因仰慕抗倭名将戚继光而改名为光园。议员们在光园的酒席上，向曹锟表明立场：国会是支持他当总统的。为了酬谢国会的盛情，曹锟也慨然表示，他对国会的主张不但赞成，而且还要做诸公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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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代表带来了四点建议：第一，内乱的原因在于有法不循，今后必须用和平合法的手段维持时局，第二，维护国会作为全国最高立法机关的地位，第三，制定宪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第四，召开南北和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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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表示，头三项建议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第四项虽然他认为可能性不大，但既然诸公提出来了，他照办不误。7月19日，曹锟果然致电孙文，呼吁实现和平统一。7月22日，曹锟再发通电，恳请参众两院早日制成宪法。他说：“国会为人民代表，人民为国家主体，所望有立法之责者，必求其可以共守，可以实行，以成为法治之国家。”似乎他对议员提出的几件事情，都做了公开的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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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会原定的日程表，10月10日是公布宪法和选举总统的日子，时间相当紧迫。南下的议员有三十多名已经陆续北返，这是个好兆头。8月24日，吴景濂在北京召集议员开谈话会，当场议定议员每出席一次会议，发银元百元，以确保有足够的人数开会。钱从国会的预备费中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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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会经费不足，本年度只发了三个月薪水，合计才九百余元，议员早就叫苦连天。连薪水都拖欠，却要求议员按时出席开会，未免不近情理。吴景濂罗掘俱穷，不得已从预备费中拿钱补贴，争取议员开会，情有可原。但触犯了院法对岁费发放办法及议员额外收入的规定，因此被离京议员抓住把柄，大肆攻击，上升到“行贿”的高度。8月27日，彭养光，韩玉辰议员以吴景濂利用谈话会改变岁费支给办法触犯刑律，且资金来源不明，向北京地方检察厅告发吴景濂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