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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拿钱投票的议员们，则被人骂为“猪仔议员”，而这正是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各路俊杰们（宋教仁大获全胜的那次）。民国初年的时候，国民都对“议会政治”充满了幻想和无尽的希望，谁曾料到这帮人竟成了今天这副模样？别说议员，就连一般的民众也比不上啊（不过民众是否会拒绝这5000大洋，这恐怕谁也不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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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国会俗称“八百罗汉”，但说实话，这里却没有一个罗汉是民众自己选举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原本是各省的革命党和立宪派，或者是一些社团的领袖，或者一些要人指定的人选，说白了，这些人获得候选资格，并不是选民推举出来的，因此也不需要代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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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人中间并不缺少才智之士，但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那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腐烂的政治酱缸，众多的革命党、立宪派、社团领袖丢弃他们的理想而变成帮闲政客，为了5000大洋而甘做“猪仔议员”的人，实在是大有人在。宋教仁先生倘若地下有知，看到这些人又会作何感想呢？那些认为宋教仁不死便可以带领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想法，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实在是荒唐可笑的一相情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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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政坛，可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酱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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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恨的是，这些议员们领着丰厚的年薪，每次会议还可以拿到的高额出席费补贴，但他们又干了什么呢？开会的时候党同伐异、吵闹不休，大部分事情都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而议员应该参加的会议，经常因为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产。在1916年恢复国会后的数月之内，除了议定议员的薪酬一事，其他无一事议成，至为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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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很多议员，个人生活极其糜烂，吃喝嫖赌，抽鸦片，喝花酒，北京的“八大胡同”，便是当年国会议员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如此议员，焉能成为国民之表率，又岂能为国为民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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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过，先进民主国家中的议会制度，都是数百年不断的实践而慢慢地一级一级发展起来的结果，民国来个速成班，搞东施效颦、一步登天，哪有这么容易呢？此乃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帮会政治，所谓“朋党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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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当选总统后，唯一值得称道的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这也算是国会议员们近十年才完成的一项重大工作成果。可惜的是，这部宪法虽说是十年磨一剑，但在贿选的恶名下，又有几人知，又起到了什么作用，这都是难以猜想的未知数……在枪杆子说了算的年代，什么狗屁宪法……何况还是贿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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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曹锟，因为这事而暴得大名（可惜是个恶名），为人所熟知。想来这“曹三傻子”花了大价钱去当这个贿选总统，恐怕也是性情中人，大概就是“图一乐耳”。十二年前，袁克文曾经劝父亲袁世凯“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曹锟来说，民国大总统便是他的最高层，此君有幸到此一游，无怨无悔，所以后人们也就别为他惋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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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花大价钱弄来的这个总统，并没有当多长时间。1924年10月23日，正当吴佩孚率领直系大军在前线与奉军大战之时，冯玉祥的国民军突然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曹锟一觉醒来，城中到处都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安民布告，街上的交通要道也站满了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色臂章的国民军士兵。至于总统府与外界的电报、电话，早已被操练了多次的国民军内应部队切断，总统府的卫队被缴械，曹锟本人也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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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总统坐得好好的，一夜之间遭此变故，也是惊诧莫名，特别是他听说自己信赖的部下孙岳、王承斌都造反了，更是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当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与内阁总理颜惠庆去见曹锟的时候，曹锟口气仍旧非常强硬，连问：“子玉在哪？子玉在哪？”在没有得到回应后，曹锟又断然说：“此次对奉作战，虽是子玉主张，但也是我同意的，要办子玉，就先办我曹某（吴佩孚，字子玉，系曹锟的主心骨，曹即是吴，吴即是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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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孙岳等人赶来并劝曹锟说：“公身安全，某等可以保证。停战为和平而发，不妨早下，至于吴佩孚，可以给予名义让他下台。”孙岳曾是曹锟属下参谋，在清末时便是革命党人，曹锟对他有恩并且信赖有加，现在连他都窝里反了，可见大势已去，再争无益，最后只得对颜惠庆说：“责任内阁，一切可以负责办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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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战令和将吴佩孚解职的命令发布后，前线的吴佩孚还不肯相信，一再通电这是“伪诏”，企图负隅顽抗，但由于此时军心大乱，吴军大败，只得退守天津。就在这时，国民军又相继在杨村、廊坊一带将吴佩孚的原驻军击溃，而那些北上的直系援军也被山东督军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所阻，至此，吴佩孚的失败已经是无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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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承斌的劝说下，曹锟只得宣布辞职，但仍旧被软禁在延庆楼。直到1926年，吴佩孚在湖北东山再起、而冯玉祥的国民军被奉军打败，曹锟这才被释放。重获自由的曹三爷本以为段祺瑞既然下野，那自己就应该出来继续当他的总统了，不料各方对此反应冷淡，就连铁杆老部下吴佩孚也对此毫无热情，还派人带话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待待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这话传到曹锟的耳中，不免给他浇了一瓢凉水，也只好继续耐心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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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战争后，北洋系落花流水，曹锟见吴佩孚和当年的那批人马已经是明日黄花，也就放弃了复出的幻想，回到天津隐居去了。曹锟的晚年，也和段祺瑞一样改而吃斋念佛，他常常烧香念经，还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并常去朝拜。在脱离了军政二界后，曹锟的晚年倒也过得平淡安详。在日本侵占东北后，常有人奉日本人之命请曹锟出山担任职务，但始终被曹锟严拒。就这点而言，曹锟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民族气节还是有的。1938年5月17日，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七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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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十九 北京政变：冯玉祥一飞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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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吴佩孚当年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的军事将领，但正当他意气风发，准备一举打垮奉系张作霖、一统江湖的时候，其内部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到沉重一击，这就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的突然倒戈。有人或许要问，冯玉祥又是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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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其父早年投入刘铭传的铭军，曾参加过镇压太平军、捻军、陕甘回乱等战事，后来跟着左宗棠所部踏过几千里的漠漠黄沙前往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在这八天的行程中，每个士兵都背着生红薯作为口粮，也许是这次吃得实在太多，以至于冯父后来看到街上卖烤红薯的，都会忍不住恶心犯酸水。光绪年后天下太平，铭军解散，冯父也就解甲归田，但多年的从戎生涯已使他无心从事其他行业，最后还是投入李鸿章的淮军并随军分驻直隶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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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的军队供给是极微薄的，冯玉祥的父亲在淮军中（后改为练军）仅仅是个低级军官，家里的孩子又多，因而冯玉祥小时候的生活非常艰苦。其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自己家中房子极小，有时候客人来了，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四周的墙壁，年代久远，风吹雨淋后都已经渐渐松弛崩溃；吃饭的时候，一掀开锅盖，顶上的灰尘就同秋天的落叶一样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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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冯玉祥常跟着哥哥去拔草拾柴，帮衬家计。夏天，每到高粱擗叶的时候，冯玉祥都要在高粱地里掰一整天，有时候累得连饭都吃不下，这种劳动者的苦楚，只有亲身劳动过的人才知道；冯玉祥小时候从来没有穿过新鞋，穿的都是重新修补过的“二鞋”；由于生活艰辛，冯玉祥经常要去当铺典当家中物品（因为大人不好意思去），以勉强维持家中生计。正因为这样的生活经历，冯玉祥对清廷及旧社会极为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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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的本名叫冯基善，“玉祥”这个名字得来也颇有意思。当时保定的练军大都是父子兵（父亲退役、儿子递补进营），虽说军中的薪水微薄，但毕竟有份固定的收入，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进去吃这碗军饭的。因此，一年半载地出个缺，争的人很多。冯玉祥的父亲当时境遇困难，这是他的同袍都深知的，有一次营中正好出了个缺，当时一个姓苗的管带便说：“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吧。”旁边的人问：“那他叫什么名字？”苗管带一下想不起来，那人便说：“让我问问去。”苗管带怕他去一问而耽误了时间，于是忙摆手道“我知道，用不着问”，随后便在纸上写了“冯玉祥”三字。由此，冯基善便成了“冯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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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补上学兵的时候不过11岁，但他从小便身材高大魁梧，天生就是军人的料。成年后，冯玉祥的身高超过一米九，膀大腰圆，人称“冯大个儿”。但是，冯家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冯玉祥小时候接受的教育也有限，因而他不像其他的军官一样读过武备学堂之类军校，而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多年才逐步升迁的。正因为如此，他的日常作风非常简朴，也从不沾染当时的一些恶习，如吸鸦片、赌博、狎妓等，这和其他的高级将领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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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的练军已经疲弱不堪，冯玉祥后来便改投了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当时的武卫右军，无论是在训练还是待遇等方面都是最好的，由于冯玉祥身材高大，在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的时候，冯玉祥还作为仪仗兵在保定亲眼见过慈禧太后（心里那个恨啊）。在袁世凯的军队中，冯玉祥逐渐由副目、正目、哨长、队官等一路升迁上去，并在清末的时候做上第20镇的营管带（标统为范国璋，镇统制前为陈宦，后为张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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