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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二五 革命之后：蔡元培的尴尬与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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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中热情支持爱国学生，这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但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学潮中被学生殴打一事，却为人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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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生于同治七年（1868年），祖父及父亲两代均为商人，但在他十岁的时候，父亲不幸病逝，家境由此中落。蔡先生的母亲性格刚强，靠着家中原有的一点积蓄，多年来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地将孩子抚养成人，殊为不易。蔡元培先生从小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在科考路上也是一帆风顺，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便考中进士、点庶吉士，进翰林院，两年后散考授编修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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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才子，科试连捷，中进士，点翰林，任编修，前途无量，风光无限，古往今来有此幸运者并不多。功名乃古代读书人第一等大事，若幸而得中，必多加夸耀，但蔡元培先生在其自传中竟然不置一词，其淡泊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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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的科场连捷得益于他的奇特文风，当时人称“怪八股”。原来，蔡元培在写作中常用古字并善引僻典，文章隽永古奥，大异于当时流行的八股文风，结果反而给考官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很多士子也模仿他的写法，以为终南捷径，殊不知，这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售者并无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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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八股”只能说明蔡元培从小就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但真正让他抛弃旧学的，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结局，这一年也是他被授编修、初入宦途的第一年。甲午奇耻，令众多的士大夫开始反思并转向西学，蔡元培也是其中之一。正因为如此，蔡元培虽未与康梁等人结交，却被保守派视为康党。在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六君子”被杀后，蔡元培也就心灰意冷，回到了家乡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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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当时正好成立了一所中西学堂，蔡先生是翰林出身，于是被家乡父老推荐为学堂监督（即校长）。两年后，因他的夫人不幸病逝，前来给他提亲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在烦不胜烦的情况下，蔡元培开出了五项征婚条件：第一，女子必须不缠足；第二，必须识字；第三，男人不许纳妾；第四，丈夫死后，女人可以改嫁；第五，夫妇如果感情不相合，可以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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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项条件现在看来实属正常，但在当时，那可是惊世骇俗，然蔡元培的态度十分坚决，同意则来，不合则去，这倒也减少了很多无谓的骚扰。直到一年之后，蔡元培才觅得佳妻，在结婚那天，他还别出心裁地变革了婚礼旧俗，不闹洞房搞演讲，内容是：男女平权、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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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秋，蔡元培来到上海就任南洋公学特科总教习一职。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系盛宣怀1896年在上海徐家汇开办的新式学校，主要以培养铁路等科技人才为主，而特科班则是为清廷即将进行的经济特科考试做准备，后来的民国达人如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等人都成了蔡元培此时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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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南洋公学发生了一次学潮，即“墨水瓶”事件。事件的原委是某守旧教师在上课前发现师座上有一只墨水瓶，其认为是学生有意捉弄，结果校方将某位可能是无辜的学生开除，进而引发其他学生抗议，而校监督汪风藻进将这些学生一并开除，最终导致全校大部分学生愤而退学。特科班总教习蔡元培和其他几位老师支持了学生的行动，也随后辞职并组织了“爱国学社”接收这些学生，并请章太炎、吴稚晖等新派人物担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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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蔡元培的思想一度转而激进，他在上海发起中国教育会，其团体虽未直接造反，却已萌发反意。在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蔡先生更是剪掉辫子、脱下长袍，与年轻学生一起搞起了军事训练，上海的拒俄运动、《苏报》、《俄事警闻》（后改名为《警钟日报》）等，也在他的参与下搞得有声有色。1904年，光复会成立，蔡元培为创始人之一，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也随即加入，成为双料革命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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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曾回忆说：“自36岁（1902年）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特别是在拒俄运动期间，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师生在张园集会，蔡元培更是“公言革命无所顾忌”，人称“翰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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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入狱三年、邹容瘐死监中，蔡元培也于1907年开始游学欧洲，以避其锋。在德国的四年中，蔡元培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在学术上更进一尺。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蔡元培返回国内并被推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蔡元培及宋教仁等几位国民党阁员决定退出内阁，袁世凯亲自挽留，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则代表国民党阁员彬彬有礼地答道：“元培也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袁世凯见其去意已决，只好勉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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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总长一职后，蔡元培再度出洋，直到1917年受邀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才返回国内。北大源于京师大学堂，原为旧官僚晋身之所，这些人一心想着升官发财，学风尤其恶劣。当时京城的八大胡同便有“两院一堂”的说法，所谓“一堂”者，指的就是京师大学堂，因为其师生常光顾这等烟花之地而闻名也（后来陈独秀亦有此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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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上任后，即主张“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在给汪精卫的信函中也曾说：“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由此可见，蔡元培开始提倡“教育救国”理念并希望学生专注于学问，但对于政治运动，他仍旧未予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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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教育部特令北京的各学校放假庆祝，后由半天延长至数天。1918年11月14日下午，北京学界举行游街大会，教育总长还特意安排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座高台，以供检阅与演讲之用。由于这次“游街”游得特别的好，蔡元培校长在兴奋之余，又向教育部请求延课两天，并希望借用天安门的那个临时高台，以供北大教授们公开演讲。在这两天里，蔡先生每天都去演讲一次，其他文理科学长教授也都陆续登台，在剧烈的冷风中向大众讲演，几至喉咙嘶哑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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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蔡元培先生的确十分兴奋与热情，他公开号召学生走出校园，积极参与到国家与社会的活动中去，并对不参与提灯游会的学生施以连坐惩戒，这对北大学生后来热心社会活动的风气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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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1919年5月2日，在巴黎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后，已得知内情的蔡元培在思考再三后，将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代表请到家中，告知此事。由此，原本在“五七”国耻日的游行提前到4日爆发，即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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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被捕之后，蔡元培邀集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并当场表示：为使学生出监狱，他愿意“以一人抵罪”。随后，他便带着校长代表团前往警察厅、教育部等部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连续奔波了两日后，被捕学生终于被释，而蔡元培也在各种反对势力的压力下发表辞职声明，大意为：第一，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第二，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第三，北京是个臭虫窠，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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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获教育部批准之前，蔡元培便遽然离京南下。临走前，他留给北大师生一纸启事：“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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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君马者道旁儿”，语出《白虎通义》，这句话的大意是“你的马儿跑死，全因道旁欢呼喝彩的人太多，结果马就在被鼓励的状态底下，疲于奔命，死掉了”，有人说，这是蔡元培在自嘲；许德珩则说，这是蔡元培在嘲讽当局；罗家伦没有给出结论，仍称之为谜。所谓“爱之者即害之者”，这对蔡元培校长和爱国学生来说，可能是双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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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北京的风潮非但没有因为蔡元培的辞职而平息，反而引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挽留蔡校长”运动，以至于教育部新任命的校长无法到校。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于当年7月回北大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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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下途中，蔡元培给北大学生写信，他先肯定了同学们的行动并认为此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但返校后，蔡元培尽可能地劝告学生应以“学术救国”，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他指出：“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无能、科学无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受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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