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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或许反映了蔡元培当时的矛盾心理。在“五四”之前，蔡元培是支持学生运动的，因为他认为当时的政府在国难面前无所作为或者不可信任，这才需要学生奋起、有所作为，正如他事后说的，“五四运动是社会的各方面酝酿出来的。政治太腐败，社会太龌龊，学生天良未泯，便不答应这种腐败的政治，龌龊的社会，蓄之已久，进发一朝，于是乎有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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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校之长，蔡元培先生曾亲身经历了清末到民国初的数起学生风潮，他也深知其中的危害并告诫学生说：“我还记得二十年前革命主义宣传最盛的时候，学生都怀着革命的思想，跃跃欲试，就在学校里而试验起来。说是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譬如一国的国民；教职员是学生的公仆，譬如国家的政府；国民可以革政府的命，学生就可以革教职员的命。那时候长江一带，这样试验革命的学校，不知多少。导火线都很简单，大半为记分不公平或饭菜不好等小问题，反对一个教员或一个庶务员，后来迁于全体教职员，闹到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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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在“五四”之后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就曾在回忆录中说：“我在中国的一生中，看到了学生生活中那种被形象地称之为‘学潮’的不良现象。那些都是有组织的行动，它们通过爱国主义的示威来获得力量并巧妙从中发挥了最有效的作用。在全国各地好斗的学生发现了这种组织起来的力量之后，他们就开始把罢课作为解决他们真正不满或者自认为不满的手段，从校长的个性到饭菜的味道等一切问题都可以成为他们罢课的借口。一旦听人演讲，受人煽惑，或者被人加以巧妙地利用，那么即使那些最循规蹈矩、最友好的学生也会不顾一切地参加群氓运动，而且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出乱子，以致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幸运的是，我们燕京从没有发生过一起无法控制的学潮，不过也几乎到了爆发的地步。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害怕群众的心理，尤其是风潮影响到那些本人有弱点并对社会有所顾忌的中国学生时，我更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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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民国时期的燕京大学并没有像司徒雷登校长说的那样风平浪静，譬如他上任之时，正是“五四”高潮时期，当时因为被捕学生释放（其中就有汇文大学即燕大前身），他学校的学生都欢迎释放学生去了，使得他的上任演讲吃了个闭门羹。而且，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燕京大学的学生也是毫无疑问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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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年龄、地位、阅历的变化，蔡元培先生对于“五四”之后的学生运动持明显的不赞成态度。1920年冬，他在湖南长沙的演讲上就指出：“五四以后，社会上很重视学生，但到了现在，生出许多流弊。学生以自己为万能，常常想去干涉社会上的事和政治上的事。不求学专想干涉校外的事有极大的危险。”蒋梦麟后来在回忆中也提到：“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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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而言中。1922年1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费风潮”，学生们以请愿的方式要求学校废止讲义费，一度闹得很大。蔡元培对此极其反感，他甚至冲到人群的面前愤怒地说：“我和你们决斗！”在风潮不息的情况下，蔡元培愤而提出辞职，并称：“废止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言念及此，实为痛心。此皆由元培等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惭愧。长此以往，将愈增元培罪戾。”尽管此事以校方退让告终，但蔡元培仍旧于次年辞去校长一职（因教育部代理部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一事），由此离开北平，再未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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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革命”以后，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已经从革命转向了改良，譬如他对孙中山以“护法”为旗帜另立南方政权之举就不甚以为然，一度还引起了国民党人的非议。“五四”之后，蔡元培对各地学生竞做爱国运动的现状甚为担忧，他反复重申“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但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压迫和不断恶化，他的话显然不入学生之耳，甚至与学生几成对立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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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后，蔡元培开始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原本与教育界脱离直接关系，但在1931“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特种教育委员会”并由他出任委员长，这使得六十岁的蔡先生再次被推到了学生运动的风头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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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蔡元培在国府做报告时称，国难期间，学生之爱国运动决不能荒废学业，“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但就在第二天，北方各校南下的示威学生与南京本地学生五六百人便来到中央党部门前示威请愿，一时间群情激奋，局势几近失控。不久，蔡元培和陈铭枢被委派出来接见学生，但令人震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蔡元培先生还没说上两句话，即被学生拖下殴打，陈铭枢也被学生用木棍猛击头部，当场昏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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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的突发事件，报纸上是这样记载的：“蔡年事已高，右臂为学生所强执，推行半里，头部亦受击颇重”，后被解救送往医院，所幸无大碍；示威团则在《告民众书》中描述说：“庄严而华丽的外交部被群众捣毁了，外交部的招牌被粉碎了，国民党的旗帜也被扯了下来！”（又至中央党部）“蔡元培和陈铭枢出来接见。蔡答复质问，我们第一个质问：为何北平市党部压迫反日运动。蔡答应查办北平市委。我们回答他说：北平市委是受中央党部领导的，他的错误中央党部应该负责。……我们认为，现在整个国民党是欺骗群众的，屠杀群众的，出卖群众的帝国主义的走狗政党，我们要从此拒绝他们的狗东西欺骗我们，要高呼打倒！”我们“捣毁了中央党部的窗子，打僵了蔡陈两个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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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要人邵元冲在日记中称：当时里面正在开中央临时常会，蒋介石提出辞职，获得通过。学生“夺门而入，逢人即殴，遇物即毁，并劫去守卫枪支，欲加放射，中央工作人员以忍不与较，受伤颇多。常会乃推蔡孑民、陈真如两君前往答复，即为暴徒攒殴，并将蔡拽去，中途始释，陈亦受伤倒地。……当时中央工作人员以自卫计，不能再忍，乃截捕暴徒十一人，……嗣右任、稚晖不予深究，乃稍加训导，遣之归去”。蒋介石在日记中愤恨地说：“学生之横狂如此，而先辈诸书生，犹主宽柔纵容，将使全国秩序不定，陷于无政府态度矣！”这已经开始露出杀机了。毕竟，一个为人尊敬的教育界元老、一个国民上将，被学生如此暴烈的行动对待，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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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蔡元培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他理解学生忧患国难的情绪，但对于“学风沦替”的现状深表忧虑。12月17日，事态非但未平息，反而进一步扩大化，南京、北平、上海等地的学生数千人于当天举行联合大示威，再次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并将悬于大门口的党徽、岗亭布告栏等砸毁，绑架了门外警察及党部职员7人；下午，又将《中央日报》报社捣毁并放火焚烧。由此，国民政府出动大批警察及宪兵进行镇压，并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近百人，史称“珍珠桥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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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并不是第一个挨学生打的中央大员。早在9月28日，南京、上海2000多名学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因为当时下着倾盆大雨，交涉又不得结果，结果转到外交部并闯入部长王正廷的办公室。王部长在应答不及之时，已经吃了学生两记愤怒的耳光。事后第三天，王正廷便辞去外交部长一职。多年后，王正廷回忆说：“我在外交生涯中，有一桩最得意的事，也有一桩最倒霉的事。最得意的是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自己也感到扬眉吐气。最倒霉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代人受过，被请愿学生打了两记耳光。”与此同时，施肇基大使也在巴黎遭到了同样的待遇，他在被学生代表打伤并受侮辱后愤而辞职，同时辞职的还有代理外交部长顾维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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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曾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但是，“风气”一说，固然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意思，但“自由”过了头，动辄革命或运动，恐怕就不是“爱国”而要“误事误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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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二六 狗肉将军张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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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里格当，当里格当，民国有个张宗昌，山东的民谣就这么唱：“张宗昌，吊儿郎当，破鞋破袜子破军装”；“张长腿，有三多，兵多钱多姨太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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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豪林语堂曾在1940年出版的《爱情与讽刺》一书中写过一篇名叫《狗肉将军回忆记》的文章，让乱世军阀张宗昌大名远扬，几乎超过了他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不过，“狗肉将军”这个绰号的来历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张宗昌喜欢吃狗肉”，非也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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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肉”者，非张宗昌爱吃狗肉，乃是喜推牌九、好赌之缘故，因为当时牌九俗称“狗肉”；另外，也有人说，张宗昌做山东督办时，某次阅操突然闯入一条不识相的野狗，这无主的畜生不但咬了他的坐骑，还咬破了他的皮靴。张宗昌被这么一吓一咬，大发雷霆，随后就下令在济南城内全员出动打狗（打死后大家吃狗肉）。此令一下，济南的大街小巷里满是手持大棒的警察士兵，他们见狗就打（也不看主人面了），数天之后，狗尸遍地，狗踪全无，张宗昌由此也被人称为“狗肉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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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的绰号前面还有三个字，那就是“三不知”。所谓“三不知”，就像民谣里唱的那样，这位“狗肉将军”从来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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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第一个“不知”，张宗昌的部队成员复杂，有华人、有俄人，有土匪、有正规军，器械也是各种制式，新旧不一。由于张宗昌特别喜欢招兵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对那些投奔他的土匪流寇基本是来者不拒，如后来也成为军阀之一的孙殿英，便是张宗昌做山东督办的时候收编的。张宗昌扩军也不管人数，投奔的人报多少是多少，还没多长时间，就搞十几个军出来了，所以他确实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条枪、多少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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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不知”，说张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也没有冤枉他。和其他军阀相比，张宗昌的搜刮能力是一流，当时山东的各种捐税、摊派、军用票，完全就是随心所欲地乱来，碰上其他军阀，好歹都要顾及点自己的乡土情谊，但张宗昌对自己的家乡也一点不放过，这点做得够狠。不仅是各种苛捐杂税，张宗昌还公开地走私贩毒来养活他的军队，父老蒙羞亦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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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不知”就更搞笑了，说张宗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个姨太太，但这事还真的一点不假。据民国报纸报道，有一次张宗昌去千佛山登高，只见他身穿长袍马褂，口里含着雪茄走在前面，后面跟着四十几个奇装异服的年轻女人，一个个油头粉面，身旁还有众多的丫环伺候，其姨太太之多，可见一斑。事实上，张宗昌不但姨太太多，据说还是“八国联军”，日本、韩国、俄国的，品种齐全，应有尽有。最荒唐的是，张宗昌喜欢逛窑子，看上了哪个窑姐就带回去做姨太太，并在外面弄个房子，派两个卫兵，挂个“张公馆”的牌子，就算多了一个。但过段时间，张宗昌忘记了这位“新人”，卫兵撤回，这“姨太太”也只好重操旧业，所以有嫖客经常戏言：“走，跟张宗昌的老婆睡觉去！”这话传到张宗昌的耳朵里，他也不恼，一笑置之，其荒唐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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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肉将军”荒唐固然不假，但其成名立业也不容易。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其父是个吹鼓手（农村婚庆丧仪中不可缺少的气氛制造者），住乡间一破屋中。据说，张父某日从外面做事回来，饥甚，就炉煎粥却老打不着火。这时，一贫妇路过看到，便笑道：“大男人怎么做得来这个，我来帮你吧！”粥做好了后，张父邀请这女子一起进食，由此常相往来，结成伴食夫妇，并生下了张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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