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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尚未过半，胡适便在美国各地“演讲百余次”，几乎两天不到便有一次演讲。胡适的这种拼命精神，这种为国家与民族命运而竭尽全力的态度，决不是一句虚言，这大概也是胡适赢得美国朝野及民众支持的主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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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珍珠港事变”爆发了，中美正式成为盟友，但在“苦撑待变”四年后，胡适这位不善于耍手腕的“书生大使”却要丢官了。道理很简单，因为胡适不善耍手腕，而不善耍手腕就争夺不到“租借法案”中更多的美援物资，那他的母国就要吃大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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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透露了这样一个故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尔在他的名作《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将胡适说成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其大意是美国是可以避免战争的，但罗斯福“不幸”中了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的。胡适听说后，极为兴奋，他连忙让唐德刚把这本书找来，并在对他有“不虞之赞”的章节下画了一条又一条的红线，但唐德刚问他当年究竟用了什么圈套让罗斯福上当的，胡适想来想去却怎么也无法自圆其说。其实那只是毕尔教授的谬赞罢了，就我们这个温文尔雅的胡大使，哪里知道搞什么阴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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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15日（离日本宣布投降正好还有三年），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的职务。对此，胡适倒是颇为释然，因为做官本就非他所长，何况是讲究权谋机变的外交领域！李宗仁曾评价胡适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个说法是极恰当的。一个爱惜羽毛的人难免畏头畏尾，做事缩手缩脚，不可能去做革命家、政治家或者外交家，何况胡适先生又是一个最不愿意向任何人或任何方面作任何请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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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罗尔纲早年曾在胡适家中“学徒”，专门负责抄写整理胡父胡铁花的遗著，但他除了吃饭住房外，不肯接受其他的任何报酬，因而胡适在其后来所写的《师门五年记》一书的序言中，称赞罗尔纲“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品质。事实上，胡适也是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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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大使期间，胡适的所有来往账目一清二楚，真正做到了公私分明，这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胡适去世后，梁实秋曾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胡适出门公干，为了省下门前叫出租车要付的小费，他每次都是跑到大使馆门前大道的拐角处才叫出租车，其节俭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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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后不久，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而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前，胡适对时局极为绝望，最后乘船到达美国纽约并住进了他当年曾租住过的公寓里，开始了他在海外的寓公生活。这段日子，是胡适人生中最低谷的时期，他当时只有一点有限的存款，生活是相当清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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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逃亡到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要员如过江之鲫，但美国政府已经失去了对他们的兴趣。之前曾吃饱捞足的，固然高枕无忧，但为官清廉者就困窘了，陈立夫当时就在美国养鸡为生，而胡适更难办，他当时只是一个年老多病、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谋生乏术，在米珠薪桂的纽约大都市，没有收入，存款有限，坐吃山空，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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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德刚所说，胡适曾多次叮嘱他：“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这话虽是对晚辈的关心与劝勉，但何尝不是胡适对自己凄凉晚景的深沉叹息！做惯了名人的胡适，此时无事可做，也只好与家庭琐事打交道了，胡太太在厨房烧饭做菜，胡适就帮忙整理内务，洗碗抹桌子。有一次胡适外出，胡太太一人在厨房烧饭，一个彪形窃贼忽然自防火楼梯破窗而入，幸好胡太太没有学会一般美国女人临危时的尖叫，她只是下意识地走向公寓大门，把门打开，反身对那悍贼大叫一声“GO”！那位大黑贼看了老太太一眼，居然真的从门口“GO”了。而胡老太太则把门关好，又径地回厨房烧菜去了。真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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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时，胡适在内地仍旧是“名人”，不过是充当“反面教材”的。唐德刚曾这样描述当时的胡适：“可怜的老胡适这时贫病交迫，每天上市场去买菜买米，抱着个黄纸口袋，灰溜溜地蹒跚而行，街头胡儿，哪里知道这个穷老头却是百万大军追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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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适对于这些批判他的材料却十分有兴趣，每次都让唐德刚尽可能多地搜罗过来，然后津津有味地一一阅读，有时候看到荒谬处还忍不住掩卷大笑，连声说：“我哪里是这样？我哪里是这样？”由此看来，他并不认为自己被“百万大军”批倒，反而为这些人没有搔到他的痒处而怡然自得呢！唐德刚戏称，您之前的弟子罗尔纲会不会也用马列主义批评您？胡适连说，胡说，胡说，这不可能，不可能。胡适还是太天真，李宁的广告不是说了嘛，“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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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后，胡适被推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最终飞离美国，结束了这段不堪回首的半流亡生活。回到台湾后，胡适被给予高规格的礼遇，但他的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他在台湾的几年间先后四次入院，每次都是心脏病复发，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在此期间，也有一些不快的事件发生，胡适遭到一些不善的攻击，这更是令他的病情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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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在南港中央研究院主持第五次院士会议，在之后举行的酒会结束时心脏病猝发身亡，享年七十二岁。在胡适的葬礼上，蒋介石亲往祭吊并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最后被安葬在台北南港旧庄墓园，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四个大字：“德学俱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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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去世的那天晚上，后成为知名人物的小门生李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他是个寂寞的人。”不错，自古圣贤皆寂寞，胡适也可以这样说。在台期间，胡适的秘书胡颂平曾在一次谈话时脱口而出：“我读《论语》，在先生身上得到了印证。”胡适听后，先是一愣，随后慢慢地说：“这大概是因为我多读《论语》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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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只是一个人，但众人眼中的胡适相却千姿百态，在经过不同时期的不同评价之后，胡适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胡适。可以这样说，胡适的文字、学术、政论与理想，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去读去理解，也没有多少人去在意与在乎，但胡适的精神与性格，这种来自传统的坚定力量与宝贵价值，就像他的种种趣闻一样，依旧被后人不断谈起而长久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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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说，胡适是“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他对高度工业化所孕育出来的现代文明讴歌不绝，他对我国优良的农本主义的社会传统（乃至不太优良的社会传统）也在有意无意之间做出了有深厚感情的维护”。不错，胡适是说不尽的，因为他几乎就是一个时代与精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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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四四 两袖清风于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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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老于右任，光绪五年（1879年）生人，其自幼便有异相，长大后更是身材魁梧，目光锐利，加之长须飘飘，世人雅称“于髯公”。最奇特的是，于右任的脚趾齐平如修行高僧（所谓“圆颅方趾”），其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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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三岁丧母，后由伯母代为抚养，小时候曾做过一段时间的放羊娃。七岁那年，所放羊群遭到野狼的袭击，于右任因一时走开而幸免于难。此事发生后，其舅担心外甥的安全而将之送入私塾学习，未曾料到的是，于右任天性聪颖，好学上进，居然成了科考场上的一棵好苗子。在一次全省年考中，年仅二十岁的于右任拔得头筹并获得了陕西学使叶尔恺的亲自召见，叶尔恺还称赞他为“西北奇才”。1903年，于右任得中举人，但正当他春风得意、准备参加全国会试时，他的一本诗集却给他带来了大麻烦，几至于招来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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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于右任曾应兴平知县的邀请前往兴平县坐馆授徒，在教读闲暇，他遍访各处名胜，了解黎民现状，由此写下了一些反映社会不平甚至“反动”的诗歌，在友人的支持下，这些诗歌便以《半哭半笑楼诗草》的题名出版。在诗集中，于右任自称“半哭半笑楼主”，并在扉页上刊出了一幅披发握刀的照片，两旁还自题一联：“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诗集面世后，流传颇广，其中《咏杨贵妃墓》，里面有这样一句：“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骂当朝女主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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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知县德锐看到诗集后，大为震惊，随即密报陕西巡抚升允，升允即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捉拿，好在于右任提前得到了消息，这才得以脱身并潜往上海。事后，清廷下令革去于右任的功名，于右任也最终走上了革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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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后，于右任化名“刘学裕”，进入马相伯主持的震旦学院读书，后又跟随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并任校长书记兼授国文。1905年后，于右任在新闻界中崭露头角，“右任”一名便是在向《新民丛报》投稿时所常用，后来真名反而不为人知了。1906年，于右任为筹办《神州日报》而赴日本考察，在同乡康宝忠的介绍下，于右任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于右任在新创办的《神州日报》中大胆废弃了清帝年号而以干支纪年，由于其言论激烈，报纸销量几度激增，势头直追创办多年的《申报》。可惜的是，由于内部意见分歧，于右任后来退出《神州日报》并于1909年创办了《民呼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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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呼日报》是一份鼓吹革命的报纸，其宗旨是“大声疾呼，为民请命”，由此也招致清廷的忌恨。不久，租界当局便在清廷的压力下迫使报纸停刊。当时官府有人放出话来说，如果于右任胆敢再犯事，就要将他的双眼挖掉。两个月后，于右任再度创办《民吁日报》，“吁”与“呼”的意思接近，但少了两个点，对此，于右任戏言道：“不是有人要挖我的眼吗，我看还是我自己来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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