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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被书界誉为“旷代草圣”，但他写书法不图名利，而是作为一种运动、一种乐趣，其每日临帖不辍，视为终身嗜好。“二次革命”后的数年间，是于右任最困难的时期，他曾定过一张鬻字的润例，但由于当时名气还不够大，所以来求书的人并不多，一个月不过卖个三五张，后来就干脆取消润格，只要有人喜欢，即索即写，分文不取。于右任写字一般在清晨，一天写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求字的人找到他，不论是政坛显要还是后学僚属，甚至贩夫走卒，于右任当即展开白纸，一挥而就，不取一文，十年如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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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为人作书，态度认真，用语颇为讲究贴切。如为张大千所题：“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为蒋经国所题：“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他一生写得最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屏条，数量大概在一二千之数。尽管为人作书无数，但于右任偶尔也会拒绝他人索字，如宋子文有一次买了一把精贵的扇面托人请于右任题墨时，便遭到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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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后的于右任，又身居国民党高官，书法也变得值钱，有一些落魄文人便开始假借他的大名卖字。于右任知道了并不追究，还特别关照下属“不要为难他们”。去台后，台北和平东路街头有一商店招牌假冒他的字，于右任见了，也不恼，只让店家摘下并为他重题了一副。店家过意不去，特送上一大笔润金，于右任却飘然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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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这位没钱的监察院院长，在1948年的时候竟然也参加了“副总统”的竞选。当时的选举烧钱得厉害，其他的候选人如孙科、李宗仁、程潜等，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有的还提供汽车或者宾馆给代表们享用，于右任却什么也没有。当时李宗仁、程潜在中央饭店、孙科在福昌饭店大宴宾客，开流水席招待各省代表；于右任没有钱去请客，只好在国民大会堂前摆上一张八仙桌，有人来求字，就当场挥毫写上一幅。有人开玩笑说：“于院长，人家几十桌、上百桌的开席，你这一张桌子打算请几个人？”于右任手抚长髯，微笑道：“谁投我一票，我给谁写上一副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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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期间，虽然有不少支持者前来排队求字，数天便写了上千张，但仅凭这个，选举肯定是无望的。在投票前夕，形势紧迫，于右任总算请了几桌客，席间还无奈地道出真情：“我家中没有一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上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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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纸弹终究是敌不过银弹的，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只得了493票，第一轮即遭淘汰。事后，老友冯自由痛心地说：“右老身无分文，只凭个人声望和笔墨来竞选，怎么会获得成功呢？这一次右老的竞选失败，完全是我辈老友昧于世情所造成的。”竞选不成，于右任只好再去做他那无职无权的监察院院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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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大半辈子官的于右任，到晚年后仍旧在闹穷。有一次生病住进医院，他在听说一天的住院费要自己月俸的五分之一后，就跟副官小方吵着要回家，实际上他是没钱住院。好在这时蒋经国前来探望，这才被安排住进了荣民医院。另有一次，于右任的牙疼发作，别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但在听说拔一颗牙就要300台币后，于右任只得苦笑着摇头说，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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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都在“闹穷”的于右任对自己的部属亲友却并不苛待，总是尽可能地加以济助。在监察院期间，院长原本是有一笔“特支费”的，但于右任只拿月俸，其他一概不取。每到月底的时候，他常会问秘书长：“这个月我的特支费还有多少？”在听说“特支费”还有剩余时，他便要请同仁和公务上的朋友到馆子里去吃一顿，而从不往家里拿一分钱。由此可见，于右任的“穷”并不是因为他没有本事，而在于他那种“一介不取、视钱财如粪土”的卓然独立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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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晚年的时候，常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打盹，有时候手里的书掉在地上，老人家也浑然不觉。某年冬日，蒋介石前来看望于右任，见于老家里烧着炭盆，于是建议换两只大电炉。于右任说电炉用电太贵，不想换，蒋介石便特批于老家里的电费今后由“总统府”特支。此事被某记者得知后，前来采访并想将之披露报端，于老听后慌忙制止：“这事不能报道，‘政府’当中的元老不少，‘总统’如果每个元老送一只电炉，这要花太多公家钱，万不可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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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而走复盘旋，卷起长髯飞过肩；一怒能安天下否，风云会合待何年？”晚年的于右任身居孤岛，常怀念故土和滞留内地的亲人，可惜夙愿未酬，便于1964年11月赍恨以殁。在1962年1月的日记中，于右任曾留下遗嘱：“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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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日，又作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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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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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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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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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去世后，在台的亲朋故旧即依此歌为之办理丧事，其遗体暂厝于台北近郊最高的观音山上。后来的半身铜座像，由登山协会会员亲自驮至玉山顶上，主峰高3996米，加之4米的铜像高度，恰为4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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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们在整理于右任的遗物时，发现有一加锁的小铁匣，大家都以为里面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谁知当众打开一看，里面既没有金银首饰、珍贵古董，也没有股票证券、钞票存单，不过是几张借钱收据：欠宋副官数千元、欠方副官数千元。民国元老，一代巨公，竟然寒酸至此，岂不令人唏嘘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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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四五 你所不知道的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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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科书里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让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家喻户晓，这就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可惜的是，司徒雷登获得的并不是好名声，因为毛泽东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用嬉笑怒骂的笔法对他进行了极为辛辣的讽刺和嘲弄，并让这位知名的“外国坏人”深深地留在了中国人的脑海之中。一篇文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名声，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司徒雷登有点冤，因为他之前做过什么、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却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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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的祖先来自爱尔兰的斯图尔特家族，后因为宗教迫害而来到美洲大陆，他的祖父是林肯夫人的表兄，父亲约翰·林顿则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来到中国传教，不久便长住在杭州。1876年后，这位美国传教士在杭州生下了四个儿子，长子即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的全名叫约翰·雷登·斯图尔特，中国人以“司徒”代替了他的姓“斯图尔特”，而直接将他的名合起来称之为“司徒雷登”，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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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的母亲1874年来华，她是一个热心于教育的女性，曾在杭州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并自任校长多年。小时候，司徒雷登兄弟的启蒙教育全由母亲承担，直到1887年，十一岁的司徒雷登才和弟弟们随父母返回美国，并在那里接受了中学和大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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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司徒雷登极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和水果，美丽的杭州及过年、社戏、观灯等中国民俗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他们父母是外国传教士，尽管有几个经过精心挑选的中国小朋友和他们玩耍，但司徒雷登兄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家的庭院或者他们居住的“耶稣弄”（当地人对外国传教士居住地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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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司徒雷登回忆录中的描述来看，他在中国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但当他被寄送到姨母家并在当地上学后，司徒雷登发现自己是本地学童里对现代知识最无知的一个，许多在美国司空见惯的东西，他却从来没有见过。由于长期习惯于与父母及他们的同事说话，初回美国的司徒雷登说起话来和大人一样古板，对当时美国孩子的语言、习惯、爱好与兴趣等无知到几乎难以置信的地步。由此，司徒雷登经常被同学们嘲弄为“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他姨母家的一些朋友来拜访时也常打趣他们兄弟：“看哪，他们看上去多像中国人啊，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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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经历给了年少的司徒雷登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自己父母所从事的职业。但是，他的姨母却认为他父母远在异国他乡传播福音是一桩极为神圣的事业，因而对司徒雷登的要求远比自己的孩子要严格得多。因为他的父母是传教士，司徒雷登甚至被禁止参加舞会和上剧院看戏，而他们的表兄妹却可以尽情享受这种惯常的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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