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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六岁后，司徒雷登被送到弗吉尼亚大学的附属中学，才算摆脱了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在这里，司徒雷登才算是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孩子”，并在后来接受了文学及神学的教育，但之前的经历仍旧给了他很大的困扰：是从事祖传的牧师职业，还是去做自己喜欢的教书或研究工作？司徒雷登依稀记得，他小时候随同父亲上街布道，但中国人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甚至反被那些人嘲弄。司徒雷登的弟弟沃伦倒没有他这种烦恼，因为他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并在中国的学堂上学，因而他掌握了相当多的中国口头语和书面语言，几乎就是一个天生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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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04年，二十八岁的司徒雷登才与新婚的妻子艾琳一同回到阔别了整整十七年的中国，他的第一站仍旧是他的出生地杭州。最初，司徒雷登在父亲的教区中布道，不久又应邀前往南京的金陵神学院任教达十年之久。正当司徒雷登一心沉湎于自己所喜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之中时，一份突如其来的邀请信改变了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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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美国的在华布道团认为在北方应该有一所“与教会事业相称的大学”，于是决定将分属于两个教派的神学院（即汇文大学及协和大学）加以合并，但由于教派间的矛盾与分歧过大，合并工作一直不顺利。直到1918年，双方决定邀请一个局外之人来担任新学院的校长，这事才算有了点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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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是当时选定的最合适人选，因为他年富力强，熟悉教育，而且有其他人难以比拟的中国经历；最重要的是，司徒雷登不属于任何一派，因而能够被各方接受。但是，之后的合并事宜仍旧困难重重，首先在新的校名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们都宣称必须使用自己的原校名，否则将不予承认。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说：“汇文大学的毕业生代表团对我说，不管联合大学取个什么英文名字，如果它的中文名字不继续叫汇文，他们就不承认是他们的母校。另一方的代表团恐怕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会同意除‘汇文’之外的任何名字，但万一决定采用‘汇文’这个名字的话，他们会戏剧性地将他们的毕业文凭堆放在通州的校园中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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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烈地争论了三天之后，这些人又接着从午饭后争执到了午夜，最后双方都陷入到进退维谷的困境。作为中间人的司徒雷登最后只好提出：要么放弃联合，要么双方放弃各自的要求。这时，75岁的传教士刘海澜（也是汇文大学的创始人之一）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泪流满面地说，他已经受够了，放弃联合的主张是不可想象的。在刘海澜的坚持之下，双方才放弃了继续使用自己原校名的主张，而委托司徒雷登去考虑一个新的名称。后来，在诚静怡博士（后出任中华基督教会总会会长）的提议下，新的大学被命名为“燕京大学”，这个充满诗意和魅力的新名称出人意料地让合并事宜变得极为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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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虽然合并了，但原来的两所学校基础非常差，时为燕大教师的包贵思女士（冰心的老师）在《司徒雷登传略》中回忆说：“那时的燕大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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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小还不是大问题，更要命的是办学经费经常没有着落。尽管布道团给新学校提供了20万美元的经费，但这对于一个急需迁址扩建的新学校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司徒雷登在上任之前曾与管理委员会约定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这并不现实。好在他的老朋友鲁斯义来帮他的忙并由他出任燕京大学的副校长兼募款大使。鲁斯义比司徒雷登大八岁，从1897年开始便在山东传教，齐鲁大学便是在他的努力下得以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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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别人要钱，总归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鲁斯义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司徒雷登更不喜欢，他曾经对人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去做，并以基督的精神去克服种种困难、尴尬和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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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们终于募集了一笔资金，并打算在城外买一块地皮以建造一个新的校园。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寻找新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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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在得知这块地的主人是陕西督军陈树藩后，决定亲自前往西安一趟。最终，督军陈树藩被他的诚意打动，他慷慨地将此地皮以6万大洋的价格转让，并捐出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作为燕京大学的办学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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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的设计下，新的燕京大学经过五年的建造后最终落成了。这座独特的校园，建筑群的外貌基本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古香古色的式样，但内部却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如暖气、热水、抽水马桶等等。整个校园完全是按照中国园林的设计来建造的，其间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有山有塔，有湖有轩，毫不夸张地说，燕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最美丽的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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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美国这边，鲁斯义争取到大资本家霍尔遗产执行人的支持，霍尔是美国铝业公司的创始人，他死后将遗产的三分之一捐献给美国人在亚洲或巴尔干地区举办的学校，当时想争取这笔经费支持的人多如牛毛，但在鲁斯义的努力下，霍尔遗产执行人阿瑟·戴维斯同意与司徒雷登见一面，共进午餐。据司徒雷登的回忆，“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我十分紧张，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都顾不上看一眼。一席话下来，出了一身冷汗。最后，戴维斯先生说：‘今天下午我就动身去巴黎。但我会同意我同事的意见（另一个遗嘱执行人约翰逊已经答应鲁斯义给50万美元，如果司徒雷登能够让戴维斯信服的话）。’不过，不要让你的代理人来打扰我们。你回去，办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到时候我们会尽我们的责任。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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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司徒雷登见到约翰逊，他说：“我们决定给你们100万……是的，我们一直在观察你，我们打算把数目增加一倍。”而到后来，司徒雷登又说服他们增加到150万。到1937年，燕京大学获得的捐助金额已经达到25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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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可能是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里程碑。当时哈佛大学也在争取霍尔遗产的资助，后来他们决定与燕京大学联合申请并获得了成功，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道：“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美好大学的名字与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联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这就是哈佛燕京学社的来历。”哈佛燕京学社（本部设于哈佛大学，燕京大学设北平办公处）成立后，很快成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由此走出的知名学者不胜枚举，如赵元任、杨联升、费正清、李约瑟、杜维明、余英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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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燕京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司徒雷登同时也希望把它建设成为“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但信仰或者表达信仰的方式则纯属个人的事”，他试图向人们证明三点：“第一，正规的大学标准同公开的宗教目的并不是不相容的；第二，一个主要由信奉基督教生活观的人组成的团体会产生一种行善的共同生活气氛；第三，那样一所大学还可以证明，信奉基督教对人类各种各样有组织的生活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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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燕京大学有着浓厚的基督教气氛，但当时燕大的学术气氛却是极为自由开明的。燕大毕业生、后来成为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黄华在他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中说：“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的英译本。司徒雷登是基督教徒，但他主张宗教与大学教育分离，学校世俗化，不要求学生信教做礼拜。”知名的左倾教授黄卓，就在燕大经济系开“社会主义”课，有一次他问学生：“谁读过《资本论》？”结果没有一个人。黄卓摇头叹道：“《资本论》都没有看过，还主修什么经济系！”结果学生们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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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曾说：“我的任务，就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燕京大学的一些院系很快脱颖而出，神学院自不必说，哈佛燕京学社对国学的提升也不必说，燕大的法学院（含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资助者主要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会，两校形成了极为密切的联系；燕大的理学院，几乎成为“协和医学院的分校”；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的女生部。美国加州大学在1928年对亚洲大学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后，认为燕大毕业生完全具备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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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是司徒雷登办学的方向之一，他曾说过：“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在1925年中国政府教育部公布教会学校立案规章之后，燕京大学是最早响应并在教育部登记的。按这个规章，校长一职必须聘用中国人，司徒雷登便由校长退居校务长，校长由吴雷川担任。在第一个十年间，燕京大学便开始走向“中国化”，当时56位教授中，有36位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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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邻的清华大学，其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司徒雷登并没有留下什么名言警句，但他对梅先生说的话却是身体力行的。在燕大初创之时，他便通过教会的关系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并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的学术大师进入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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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聘请教师有三个原则，一是校方聘请教师的权力不容干涉；二是教师不必信教；三是中外教师按等级同等同酬。按规定，燕京大学的教授月薪360银元，校长月薪500银元。但为了尊师重教，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欠薪，但燕京大学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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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大师闪耀的光荣年代，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名师也是灿若繁星，如陆志韦、容庚、赵紫辰、邓文如、顾颉刚、陈寅恪、钱穆、张东荪、洪谦、冯友兰、萧公权、钱玄同、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朱自清、顾随、谢冰心、吴文藻、雷洁琼、费孝通、张友渔等，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当时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过，而像冰心、费孝通等人，都是燕京毕业后在外国获得学位再次回到母校任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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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地的新闻特派员，十人中有九个是燕大新闻系的毕业生；1949年之后，燕大的教授与学生中先后有56人被评为科学院学部委员，要知道，在存在仅33年的历史中（中间还要排除因日本侵略而受到干扰的8年），燕京大学的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一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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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戏剧性的是，司徒雷登在正式上任燕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便遭遇了尴尬。那是1919年的6月，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按照之前的计划，司徒雷登本应于6月8日跟学生正式见面，但不巧的是，北洋政府正好在那天释放被捕的学生，燕大的学生都跑去欢迎那些入狱的“英雄”了，结果司徒校长只能扫兴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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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年轻的学生，司徒雷登表现出难得的理性与宽容，特别是日本发动侵略后，他更是立场鲜明地站在了爱国学生的一边。“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并领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学生南下请愿示威时，燕大学生也参与其中，当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筹款办学，他返校之日对学生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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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几年，司徒雷登几乎认识燕大的每一个学生，但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要认识他们中每一个显然不太现实。冰心曾这样充满感情地回忆说：“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司徒雷登曾在自己的家中按基督教的礼仪主持过众多的婚礼（如冰心与吴文藻，两人当时都任教于燕京大学），他也曾得意地说：“至今我还不曾听说哪一起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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