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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愿团节节胜利之时，卫生部部长薛笃弼被这件事弄得很被动，因为他原本是冯玉祥的部下，这次受冯玉祥的推荐就任部长一职，谁知道一上任就遇到这个麻烦事。更让他着急的是，中医请愿团在遍访党国要人时，却把他晾在一边，而这时冯玉祥也来电责问，更是让他左右为难。最后，薛笃弼也只好放下身架，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当场承诺：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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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见请愿团的过程中，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薛笃弼还邀请了从西北考察回来的哈定博士来演讲考察经过，卫生部的很多司长都是西医出身，他们用英语与哈定博士谈话，谁知哈定博士却只说中国话，整个演讲过程都是使用国语来讲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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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请愿团回到上海，蒋介石的批谕也下来了，卫生部的几项提案全部撤销，只交立法院作参考。至此，请愿团的抗争大获成功。这次中医抗争的胜利说明，中医理论尽管不符合西医理论，但中医能治愈疾病并已延续上千年，这是不争的事实。西医派主张废止中医，从根本上剥夺中医的发展权利与机会，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科学而只能称之为专横霸道，这也难怪中医药界人士对此极为愤恨。社会各界也大多对中医药界表示同情与支持，在他们看来，西医派不过是企图用牺牲中医药界的方式来换取他们的发展空间与职业利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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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能够取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西医还远未普及，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旧依靠传统的中医药来治病。正如时人所言：“全国中医有八十三万人，药铺有二十余万家，而全国西医不过六千人，多数集中在都市，无数县份和乡村，一个西医都没有，人民一旦有病，唯中医是赖，怎样能说废止就废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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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反中医”抗争的胜利，与中医药界的迅速反应和成功的组织有莫大的关系。本来西医派自以为掌握了卫生部的大权，而中医药界一向是个体营业，漫无组织，应该不难对付；但在生死存亡、利益攸关面前，中医界、中药界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随后组成了的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并为请愿团向卫生部抗争提供了强大的后盾，这“民敢与官斗”的结果，恐怕也是西医派所未曾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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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29年的抗争取得了胜利并于次年成立了中央国医馆，但中医药行业在之后的发展中仍被无端非难，如1933年《中医条例》的出台就遭到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的阻挠，他不但反对该提案，还提出要废除中医中药，并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对此谬论，中医界严厉斥责汪氏“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汪精卫眼看不能阻止提案，随后又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劝说其共同阻止通过《中医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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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5年11月，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这才使得历经数年不得通过的《中医条例》正式颁布，卫生署（原卫生部改卫生署）内也设立了专门中医委员会管理中医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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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曾在回忆录《八十年来》中提到，当时已近90的马相伯马老先生在听说废中医引发的风潮后，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不要过誉西方文明，要知这一切都是近百年来事。我年轻时到外国去，亲见他们还没有好的医药，生了病，用蚂蟥斜贴在太阳穴上，说百病都会消灭的。”马相伯生于1840年，因为家庭信教的缘故，他从小便接受了基督教会的教育并在外国游历过，对西学有相当的了解，这话说得还是比较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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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有四点理由，一是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二是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三是中医不能预防疫疬；四是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比如中医在应付大型的公共卫生危机、防止疫病等方面确实不如西医，但中医有中医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效果，一棍子将其打死，完全封杀中医向科学化发展的空间，这就难称“科学”而不免“营私自利”之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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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客观地对待中西医之争，最好的方式是以疗效说话，使中西医在同等条件下共同竞争、彼此共存、交流融合、取长补短，而不是通过霸占行政资源、鼓动不理性的舆论等不正当的手法进行排斥和打压，这种试图垄断的专制主义不过是贪图私利的表现而决不能代表真正的科学，其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更是风牛马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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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有一句名言，叫“上工治未病”，也就是扁鹊阐述的“良医治未病”的哲理：最高明的医生治于未发之时，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根，因而他的名气反而不大；次等高明的医生治于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些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传于乡里；而再次的医生治于病情严重之时，由于效果显著，因而大家反而认为其医术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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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昭也在《健康密码：医疗全策略》一书中总结说，中医注重整体化治疗，起效慢但着重于从根本上祛除病根，而西医分科明晰，强调个体化治疗，起效较快，所谓“头痛治头、脚痛医脚”；中医“望闻问切”，诊治手法简单便利，费用低廉，对人体没有伤害，但给人感觉不够精确，西医则依靠各种医疗设备，如X光、CT、核磁共振等等，精确但费用很高；中医重视治疗质量，不做无谓的治疗增加病人的痛苦，而西医往往使用兴奋剂、呼吸机甚至化疗等残忍的方法等来维持无谓的治疗。事实上，对于癌症晚期或艾滋病等不可挽回生命的疾病，很多只是增加了病人临死前的痛苦。就这点而言，中医以调理为主，注重人文关怀，不作无谓的治疗，反而是值得提倡的，譬如巴金先生在死前就说他是为别人而活……身体上插满管子的生存维持对一个有尊严的老人来说，的确是一种无奈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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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反中医，很大程度上是五四运动后的“反反文化”在“科学神圣化”幌子下的愚昧行动，如褚民谊“为了革命非扫除中医不可”的主张。这种“为反而反”的“反反文化”，如反传统、反儒家、反中医、反父慈子孝、反贤妻良母，过去的一切都要反，等等，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偏激与无知的愚昧，而将“科学神圣化”、“西医神圣化”，不过是一种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其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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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中国的国粹和宝贵的历史遗产，中医要在将来得到继承与发展，使用现代语言并引进现代科学的方式进行理论构筑与实践，也属当务之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反中医和今日之反中医，虽然历史背景不同，但事实的真相大多为“因无知而反”、“因私利而反”，今日之西医西药在资金、宣传等方面远占优势，其中有多少利益集团如西药公司等在背后推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鼓动“为反而反”的非理性情绪和思维，对一个国家的古老传统与行业进行精心而肆意的攻击并欲去之而后快，恐怕满足的只是部分利益集团的一己之私，而在巨大的历史责任面前，就不是这些人所能承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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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的传统及文化遭到了不公正、非正常的沉重打击，当今绝大多数的国人都已经丧失了文言文阅读的能力，对传统及文化也已无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可以想象，以古文为载体的国学、国粹，包括中医在内，如今的现代人已经极为陌生，形同天书。如今再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也许会发现，受损害的不仅仅是中医，数千年来国人曾为之骄傲的历史、传统、道德、文化、价值，如今还剩下多少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自称“中国人”的人们去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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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四八 银元时代下的上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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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仁先生是民国时期的知名中医，他曾写过两本关于上海生活的历史随笔，一为《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为《抗战时代生活史》，其间的所见所闻，都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上海生活点滴及历史。陈先生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其记述却真实入微，可读性强，结合其他人的回忆录及统计，倒也可以一窥民国时期的上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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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仁出生于1908年，原是上海老城厢世代读书经商的地道上海人。六岁的时候，陈存仁去姑母家拜年，其姑母家巨富，给了他一枚银元做压岁钱，令他兴奋不已，因为当时刚满师的学徒一个月也不过拿一元的月钱。民国初年，小孩子是很少有机会见到一枚银元的，他们接触最多是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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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先生的回忆，一枚铜元在当时的用处很大，可以买到十粒八粒糖果，或大饼油条各一件，或生梨一二枚。去城隍庙玩的时候，一枚铜元可以买到一块百草梨膏糖，两枚铜元一碗酒酿圆子，四枚铜元一碗肉面，肉又大又厚，当时已有荷兰水（外国汽水），每瓶两枚铜元。当时的鸡蛋，一银元可以买150多枚，比兑换的铜元还要多。民国时期的著名影星胡蝶和陈存仁先生系同年出生，她也曾经在回忆录中说，她八岁的时候（1916年），一个铜板可以买一个肉包子或一大堆糖炒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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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场上流通的各种货币，既有银两银元，又有各种铜币和贬值的钞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发行的纸币，一般都要打七折使用）。银元，是当时的流通主币，其中又有袁世凯元、龙元、孙中山元，还有因外贸而从外国流入的外国银元如西班牙卡洛斯银元、奥匈帝国银元、秘鲁银元及英美日等国流入的贸易银元。据1929年的统计，外国流入中国的银元达15种之多。至于银两，则更无一定之规，在使用时还需要看成色、称重量，如元宝、银锭、银块、银片等，很多都需要钱庄中转兑换。辅币银角子和铜元往往由各省自行铸造，五花八门，在成色、比价上大有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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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的人对钞票（纸币，甚至钱庄的庄票、支票等）大抵是不信任的，特别是外国银行的钞票。当时有两种外国钞票曾让中国人吃过大亏，一是“一战”结束后崩溃的德国马克，二是俄国革命后变得一文不值的卢布。就算是美钞，当时人也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们最感兴趣并认为最可靠的是银两和银元，这才是他们心目中货真价实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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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时的大户人家甚至是一般人家，大都有藏银窖的习惯（即便是失火也无妨，屋去而窖藏），多的上万几十万，少的也会藏个几百几十的。遇到老屋拆迁或者翻新重建，把藏银的地窖挖出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更令人发噱的是，当时上海人过年时祝福别人发财的时候，不是说“希望你中马票”，而是说“希望你掘到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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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那年，陈存仁就亲眼经历了“掘藏”的一幕。当时其姑丈去世，姑母将其四伯父（即娘舅）请去分配家产（江南一带，请娘舅来主持分家是沿袭已久的传统，娘舅在外甥女出嫁的婚宴上也要尊为首席），四伯父便把他一起找去作见证。在去之前，四伯父先把他拉到城隍庙，让他向城隍菩萨赌一个咒，保证在分家的时候看到的事情永远不告诉别人。等到姑母家后，其家人全部在场，就等着娘舅和见证人来掘藏分家了。半夜时分，等家中的佣人都被打发到庙里守灵去了，掘藏才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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