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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伯父说,“姐丈病重时只说了一句话,‘东西放在书房画箱底下’,说这话时,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还伸出两个手指,说着‘二十’二字,这‘二十’是什么意思?”当时姑母家的人都认为是二十个瓦缸。于是大家一起动手,将书房画箱搬走后开始往下挖,挖了好大一会才挖出八只缸,里面全是银元,每缸一千元,上面还有一对银元宝(每锭重十两)。由于挖出来的数目和“二十”不对,因而大家又继续往下挖,最后才将其余的十二缸银元挖出,总计二万银元和二十对银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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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之初,一些富商也自行铸造过银饼,每饼五钱,后流入市场,但这种银饼不够标准,使用起来多有不便。当时官方的银元为白银七钱三分,库秤是七钱二分,在当时流通的银元中,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银元,因其正面有一只鹰,所以被人称为“鹰元”,上海人又称之为“洋铀”。清朝末年,清廷从外国引进了机器铸造银币,因为上面有一条龙,因而又被称为“龙元”;民国后,袁世凯时期又铸造了新的银元,银币正面有一个很大的袁世凯头像,也就是民间惯称的“袁大头”,这种银币是法币改革前使用最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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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也会造假银元,因而钱庄伙计的第一要务就是必须懂得识别银元的真假。最传统的手法一般是听声音,将银元往大柜台上一掷,声音清脆悦耳的是真,声音浑浊不清的便有假的嫌疑。要不就是用两手指夹起银元,往其边际一吹,真的银元会发出轻微但悠长的银笛声,如“殷”的一声,假的就没有(笔者小的时候,家里也有几枚留存下来的“袁大头”,的确是屡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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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当时十元以下的交易大都使用银元,十元以上使用银元的就不方便了,因为一枚银元七钱三分,一百枚就是七十三两,碰到大宗交易使用现银是非常麻烦的,因而这时就需要使用银两或者钱庄的庄票了(即相当于银行的本票,见票即付)。在银元之下,有两种辅币,一种是银角子,另一种是铜元。这两种辅币并非十进制的,而是根据银价变化而变化。在当时的钱庄,每天都会挂出兑换率,不过浮动也不会太大,一银元一般兑一百二十八枚铜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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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在民国初年开始家道中落,最初是家族生意破产,后又因为父亲突患痢疾去世,因而只能改过粗茶淡饭的生活。据陈先生的记载,他八九岁的时候,米价每担三元六角,每天的食品限定四个铜元,一个铜元煮青菜一盘,一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两个铜元买“东洋鱼”一块(日本销来的萨门咸鱼干),一个月都难得吃一次肉丝。在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吵着要买一双儿童皮鞋,但要价须一枚银元,最后只能忍痛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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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陈先生中学毕业、开始学习中医之后,此时的物价有所变化。当时的铜元一枚,可买臭豆腐干两块,粽子糖五粒;品海香烟和强盗牌香烟都是铜元三枚;米价已经涨到每担四元六角。有一次,陈先生和他的表兄去半淞园游览,谈起今后的愿望时,表兄说他希望在洋行工作,每月可拿30元,而陈说自己希望做医生,每月赚40元。当时每月赚30到40元,已经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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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记者包天笑在其自传《钏影楼回忆录》中说,1906年的时候他到上海租房子,开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现南京西路、凤阳路)找,连找几天都无结果,后来他发现一张招租,说在北面一点的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胜业里一幢石库门有空房。贴招租的房东也是苏州人,当时讲清住一间厢房,每月房租7元。当时上海一家大面粉厂的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7到10元,而包天笑当时在《时报》任编辑,每月薪水80元。包天笑的薪水在当时是不算菲薄的,因为他有一位同乡比他早两年进《申报》馆当编辑,薪水只有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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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时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1906年左右的房租并不算贵,比如在虹口区一栋房子的月租金也可能只要3到4元。但到了30年代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亭子间的月租都已经涨到了20元(之前一般是7到8元),而且招租广告刚贴出去,往往浆糊还没有干,房子已经租出去了。这样的情况,在抗战爆发后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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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两米左右,面积6到7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轻的作家来到上海谋生,往往先找这种房子栖身,以至于后来出了一个新名词,叫“亭子间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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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子间文人的收入其实并不算低,当时一个多产的流行小说作家(如写连载的鸳鸯蝴蝶派们),一个月可以赚到300元。1921年,茅盾在给一家商业性杂志做编辑时,月工资是100元;而据黄天鹏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中记载,当时的一个总编辑的月薪在150到350元,编辑主任为120到200元,普通编辑60到100元,驻外地记者100元左右外加业务费,本地采访记者大概为50元,抄写员每月只有20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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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文人,收入大体是可以的,如郁达夫在20年代末期,每个月的版税收入有100到200元,而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30到40元,这已经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了。后来被杀的左翼作家柔石每月的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税800元,年轻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70元。至于没有名气、初来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们每月的稿费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够上海一月的生活费,可谓是标准的“亭子间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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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明川先生在其著作《文化人与钱》一书中的统计,鲁迅的平均月收入大约是420元,而与他同时期或者早一些的文化人收入并不比鲁迅低,如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元,主编《新青年》杂志还另有每月200元的编辑费,这样算下来,陈独秀每月收入为600元;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月薪600元,另外还有翻译的稿费(每千字7元)及出版物中的版税,收入是不菲的。在版税收入中,林琴南可能是最高的,他一生通过翻译作品拿到的版税是22万元(远高于鲁迅等人),另外,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还另有月薪550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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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律师的收入更加令人咋舌,如1926年从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的吴凯声律师,他和另三位律师合开了一个事务所,每个月的收入至少在1000到2000元,高的时候达到一万元。因此,吴凯声在两年之内便发了财,买了大房子和汽车。1927年底,他花三千两银子买了一块地皮,仅仅三年多点时间,便以十倍的价钱转手卖出。当然,这是名律师的收入,普通的律师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在一二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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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是民国时期的高收入人群,北洋时期在180到280元,国民政府时期在100到600之间,而30年代的中学教师月薪为100到260元,小学教师在60到100元。当然,这些工资的记载是名义上的,民国期间因为局势不稳定,中小学教师被欠薪的事情是屡有发生的。据1934年《申报》的报道,上海各大学教授的月薪如下:中法工学院最高,1500元;同济大学,775元;交通大学:600元;复旦大学,530元;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400元;震旦大学、沪江大学,300元;大夏大学,290元;上海法学院,210元。同时期由司徒雷登主政的燕京大学,教授月薪为360元,校长为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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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官员与公务员,工资并不算高,如1927年政府公报所公布的,部长的月薪为800元,副部长为675元,局长(或司长、处长)为450到600元,秘书为300到450元,科长为250到400元,科员为60到180元。法院的大法官倒是收入很高,月薪达1000元,普通法官最高有400元,最低160元,但他们没有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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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陈存仁先生所记,当时上海卫生局人员不过八人,科长薪水每月30元,小书记员每月只有8元。当然,这是名义收入,比如后来卫生局通过审核医士执照便收了一大笔钱,全体人员由此立刻都加了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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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过50元的话,就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两百元,就可算是中产阶层。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他于1921年因失去军职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个楼面是16元,这个房间用布帘隔开,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是50元,这还是比较拮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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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已经小有名气的胡蝶转入明星电影公司,月薪拿到2000元(实支1000,公司欠1000)。1931年,明星公司以她为女主角,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影片历时6个月,共耗资12万元。不过,这个电影的收益是很不错的,除了国内的票房外,光卖给菲律宾片商的放映权就收入1.8万元、卖给印尼的则为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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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蝶相比,刚出道的周璇就差了不少,她最初与电影公司签订的月薪为200元。男演员的薪酬一般比女演员低,如赵丹的月薪是200元,谢添250元。没有大名气的女演员薪水也很低,如蓝萍(江青)从影期间,其薪水是每月60元,秦怡也是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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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上海人家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普通人家每个月一般吃四次荤菜(肉、鱼、蛋、海鲜等),通常为每月的初二、初八、十六和二十三,这几天叫做“当荤”,其他日子则以蔬菜、豆制品为下饭菜。前面陈存仁先生说他八九岁的时候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荤,说明当时他家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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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海的习惯,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那就必须以荤菜为主,“无荤不成饭”,蔬菜则是配菜。至于那些拉黄包车的苦力,他们一般只能吃蔬菜、豆腐、咸鱼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为低廉而粗劣”的伙食了。就像当时一首儿歌唱的:“当肚皮饿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筷,奔向厨房间,看看有点啥小菜,又是青菜炒豆腐,叫我哪能来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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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后的上海米价,每百斤通常在8元到13元上下浮动,这与房租一样,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省也省不下来的,所以米价一上涨,那些老百姓不免要摇头叹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对于高薪人士来说,这点浮动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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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上海交通,主要以人力车为主,起价多为十个铜板,按里程议价,但由于竞争激烈且毫无技术含量,人力车夫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大都在每月十元多点,仅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存。上海在民国初年就有电车了,当时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是一枚铜元,在公共租界兜一圈也是一枚铜元;十多年后,又有了出差汽车(即今日之“的士”),这个收费就贵了,从大世界(今人民广场)到南市(今豫园、城隍庙往南),车价就要一银元以上,一般人是打不起的。事实上,当时一辆小型汽车的价格也不过1000银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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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小学一般是四年制,学费每学期2到4元,中学也是四年制,学费每学期16到36元,大学的学费最低40元,最高的是圣约翰大学,学费高达150元。陈存仁先生当年在育才小学读书,每学期学费为3元,后因为家庭困难而改读更便宜的浦东小学;小学毕业后,他在四伯父的资助下入读明立中学,每学期学费16元;中学毕业后,入读南洋医科大学(东南医学院前身),每学期学费40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贵了;读了一年后,转入上海著名中医丁甘仁开办的中医专门学校,学费为24元,其四伯父的负担就轻了不少。当然,不怕花钱也有,比如张啸林的儿子张法尧,他的流氓老子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后把张法尧送到法国鬼混了几年,据说用掉三十几万,这简直是不得了的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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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世家子弟结婚,礼金也是很高的,据陈先生透露,大概在两千到三千银元。与上海的物价相比,北京就要便宜得多了。陈先生在新婚之后与妻子去北京度蜜月,第一晚在六国饭店住了一宿,房价6元,这个价格恐怕可以与现在的五星级饭店相媲美了。设施并不比六国饭店差的东华客栈,当时的房租是每晚一元六角,住的人已经是非官即贵了。当时北京的房租也不贵,一个大四合院租给四户人家,每家的月租金也不过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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