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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曾在回忆录《八十年来》中提到，当时已近90的马相伯马老先生在听说废中医引发的风潮后，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不要过誉西方文明，要知这一切都是近百年来事。我年轻时到外国去，亲见他们还没有好的医药，生了病，用蚂蟥斜贴在太阳穴上，说百病都会消灭的。”马相伯生于1840年，因为家庭信教的缘故，他从小便接受了基督教会的教育并在外国游历过，对西学有相当的了解，这话说得还是比较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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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有四点理由，一是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二是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三是中医不能预防疫疬；四是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比如中医在应付大型的公共卫生危机、防止疫病等方面确实不如西医，但中医有中医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效果，一棍子将其打死，完全封杀中医向科学化发展的空间，这就难称“科学”而不免“营私自利”之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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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客观地对待中西医之争，最好的方式是以疗效说话，使中西医在同等条件下共同竞争、彼此共存、交流融合、取长补短，而不是通过霸占行政资源、鼓动不理性的舆论等不正当的手法进行排斥和打压，这种试图垄断的专制主义不过是贪图私利的表现而决不能代表真正的科学，其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更是风牛马不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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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有一句名言，叫“上工治未病”，也就是扁鹊阐述的“良医治未病”的哲理：最高明的医生治于未发之时，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根，因而他的名气反而不大；次等高明的医生治于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些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传于乡里；而再次的医生治于病情严重之时，由于效果显著，因而大家反而认为其医术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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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昭也在《健康密码：医疗全策略》一书中总结说，中医注重整体化治疗，起效慢但着重于从根本上祛除病根，而西医分科明晰，强调个体化治疗，起效较快，所谓“头痛治头、脚痛医脚”；中医“望闻问切”，诊治手法简单便利，费用低廉，对人体没有伤害，但给人感觉不够精确，西医则依靠各种医疗设备，如X光、CT、核磁共振等等，精确但费用很高；中医重视治疗质量，不做无谓的治疗增加病人的痛苦，而西医往往使用兴奋剂、呼吸机甚至化疗等残忍的方法等来维持无谓的治疗。事实上，对于癌症晚期或艾滋病等不可挽回生命的疾病，很多只是增加了病人临死前的痛苦。就这点而言，中医以调理为主，注重人文关怀，不作无谓的治疗，反而是值得提倡的，譬如巴金先生在死前就说他是为别人而活……身体上插满管子的生存维持对一个有尊严的老人来说，的确是一种无奈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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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反中医，很大程度上是五四运动后的“反反文化”在“科学神圣化”幌子下的愚昧行动，如褚民谊“为了革命非扫除中医不可”的主张。这种“为反而反”的“反反文化”，如反传统、反儒家、反中医、反父慈子孝、反贤妻良母，过去的一切都要反，等等，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偏激与无知的愚昧，而将“科学神圣化”、“西医神圣化”，不过是一种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其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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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中国的国粹和宝贵的历史遗产，中医要在将来得到继承与发展，使用现代语言并引进现代科学的方式进行理论构筑与实践，也属当务之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反中医和今日之反中医，虽然历史背景不同，但事实的真相大多为“因无知而反”、“因私利而反”，今日之西医西药在资金、宣传等方面远占优势，其中有多少利益集团如西药公司等在背后推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不管怎么说，鼓动“为反而反”的非理性情绪和思维，对一个国家的古老传统与行业进行精心而肆意的攻击并欲去之而后快，恐怕满足的只是部分利益集团的一己之私，而在巨大的历史责任面前，就不是这些人所能承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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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的传统及文化遭到了不公正、非正常的沉重打击，当今绝大多数的国人都已经丧失了文言文阅读的能力，对传统及文化也已无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由此可以想象，以古文为载体的国学、国粹，包括中医在内，如今的现代人已经极为陌生，形同天书。如今再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也许会发现，受损害的不仅仅是中医，数千年来国人曾为之骄傲的历史、传统、道德、文化、价值，如今还剩下多少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自称“中国人”的人们去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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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四八 银元时代下的上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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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仁先生是民国时期的知名中医，他曾写过两本关于上海生活的历史随笔，一为《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为《抗战时代生活史》，其间的所见所闻，都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上海生活点滴及历史。陈先生虽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其记述却真实入微，可读性强，结合其他人的回忆录及统计，倒也可以一窥民国时期的上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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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存仁出生于1908年，原是上海老城厢世代读书经商的地道上海人。六岁的时候，陈存仁去姑母家拜年，其姑母家巨富，给了他一枚银元做压岁钱，令他兴奋不已，因为当时刚满师的学徒一个月也不过拿一元的月钱。民国初年，小孩子是很少有机会见到一枚银元的，他们接触最多是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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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先生的回忆，一枚铜元在当时的用处很大，可以买到十粒八粒糖果，或大饼油条各一件，或生梨一二枚。去城隍庙玩的时候，一枚铜元可以买到一块百草梨膏糖，两枚铜元一碗酒酿圆子，四枚铜元一碗肉面，肉又大又厚，当时已有荷兰水（外国汽水），每瓶两枚铜元。当时的鸡蛋，一银元可以买150多枚，比兑换的铜元还要多。民国时期的著名影星胡蝶和陈存仁先生系同年出生，她也曾经在回忆录中说，她八岁的时候（1916年），一个铜板可以买一个肉包子或一大堆糖炒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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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市场上流通的各种货币，既有银两银元，又有各种铜币和贬值的钞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发行的纸币，一般都要打七折使用）。银元，是当时的流通主币，其中又有袁世凯元、龙元、孙中山元，还有因外贸而从外国流入的外国银元如西班牙卡洛斯银元、奥匈帝国银元、秘鲁银元及英美日等国流入的贸易银元。据1929年的统计，外国流入中国的银元达15种之多。至于银两，则更无一定之规，在使用时还需要看成色、称重量，如元宝、银锭、银块、银片等，很多都需要钱庄中转兑换。辅币银角子和铜元往往由各省自行铸造，五花八门，在成色、比价上大有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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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的人对钞票（纸币，甚至钱庄的庄票、支票等）大抵是不信任的，特别是外国银行的钞票。当时有两种外国钞票曾让中国人吃过大亏，一是“一战”结束后崩溃的德国马克，二是俄国革命后变得一文不值的卢布。就算是美钞，当时人也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们最感兴趣并认为最可靠的是银两和银元，这才是他们心目中货真价实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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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时的大户人家甚至是一般人家，大都有藏银窖的习惯（即便是失火也无妨，屋去而窖藏），多的上万几十万，少的也会藏个几百几十的。遇到老屋拆迁或者翻新重建，把藏银的地窖挖出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更令人发噱的是，当时上海人过年时祝福别人发财的时候，不是说“希望你中马票”，而是说“希望你掘到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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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那年，陈存仁就亲眼经历了“掘藏”的一幕。当时其姑丈去世，姑母将其四伯父（即娘舅）请去分配家产（江南一带，请娘舅来主持分家是沿袭已久的传统，娘舅在外甥女出嫁的婚宴上也要尊为首席），四伯父便把他一起找去作见证。在去之前，四伯父先把他拉到城隍庙，让他向城隍菩萨赌一个咒，保证在分家的时候看到的事情永远不告诉别人。等到姑母家后，其家人全部在场，就等着娘舅和见证人来掘藏分家了。半夜时分，等家中的佣人都被打发到庙里守灵去了，掘藏才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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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伯父说，“姐丈病重时只说了一句话，‘东西放在书房画箱底下’，说这话时，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还伸出两个手指，说着‘二十’二字，这‘二十’是什么意思？”当时姑母家的人都认为是二十个瓦缸。于是大家一起动手，将书房画箱搬走后开始往下挖，挖了好大一会才挖出八只缸，里面全是银元，每缸一千元，上面还有一对银元宝（每锭重十两）。由于挖出来的数目和“二十”不对，因而大家又继续往下挖，最后才将其余的十二缸银元挖出，总计二万银元和二十对银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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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之初，一些富商也自行铸造过银饼，每饼五钱，后流入市场，但这种银饼不够标准，使用起来多有不便。当时官方的银元为白银七钱三分，库秤是七钱二分，在当时流通的银元中，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银元，因其正面有一只鹰，所以被人称为“鹰元”，上海人又称之为“洋铀”。清朝末年，清廷从外国引进了机器铸造银币，因为上面有一条龙，因而又被称为“龙元”；民国后，袁世凯时期又铸造了新的银元，银币正面有一个很大的袁世凯头像，也就是民间惯称的“袁大头”，这种银币是法币改革前使用最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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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也会造假银元，因而钱庄伙计的第一要务就是必须懂得识别银元的真假。最传统的手法一般是听声音，将银元往大柜台上一掷，声音清脆悦耳的是真，声音浑浊不清的便有假的嫌疑。要不就是用两手指夹起银元，往其边际一吹，真的银元会发出轻微但悠长的银笛声，如“殷”的一声，假的就没有（笔者小的时候，家里也有几枚留存下来的“袁大头”，的确是屡试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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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当时十元以下的交易大都使用银元，十元以上使用银元的就不方便了，因为一枚银元七钱三分，一百枚就是七十三两，碰到大宗交易使用现银是非常麻烦的，因而这时就需要使用银两或者钱庄的庄票了（即相当于银行的本票，见票即付）。在银元之下，有两种辅币，一种是银角子，另一种是铜元。这两种辅币并非十进制的，而是根据银价变化而变化。在当时的钱庄，每天都会挂出兑换率，不过浮动也不会太大，一银元一般兑一百二十八枚铜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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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在民国初年开始家道中落，最初是家族生意破产，后又因为父亲突患痢疾去世，因而只能改过粗茶淡饭的生活。据陈先生的记载，他八九岁的时候，米价每担三元六角，每天的食品限定四个铜元，一个铜元煮青菜一盘，一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两个铜元买“东洋鱼”一块（日本销来的萨门咸鱼干），一个月都难得吃一次肉丝。在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吵着要买一双儿童皮鞋，但要价须一枚银元，最后只能忍痛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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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陈先生中学毕业、开始学习中医之后，此时的物价有所变化。当时的铜元一枚，可买臭豆腐干两块，粽子糖五粒；品海香烟和强盗牌香烟都是铜元三枚；米价已经涨到每担四元六角。有一次，陈先生和他的表兄去半淞园游览，谈起今后的愿望时，表兄说他希望在洋行工作，每月可拿30元，而陈说自己希望做医生，每月赚40元。当时每月赚30到40元，已经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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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记者包天笑在其自传《钏影楼回忆录》中说，1906年的时候他到上海租房子，开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现南京西路、凤阳路）找，连找几天都无结果，后来他发现一张招租，说在北面一点的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胜业里一幢石库门有空房。贴招租的房东也是苏州人，当时讲清住一间厢房，每月房租7元。当时上海一家大面粉厂的工人，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7到10元，而包天笑当时在《时报》任编辑，每月薪水80元。包天笑的薪水在当时是不算菲薄的，因为他有一位同乡比他早两年进《申报》馆当编辑，薪水只有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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