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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时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1906年左右的房租并不算贵,比如在虹口区一栋房子的月租金也可能只要3到4元。但到了30年代特别是“一二八事变”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亭子间的月租都已经涨到了20元(之前一般是7到8元),而且招租广告刚贴出去,往往浆糊还没有干,房子已经租出去了。这样的情况,在抗战爆发后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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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亭子间,可以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两米左右,面积6到7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轻的作家来到上海谋生,往往先找这种房子栖身,以至于后来出了一个新名词,叫“亭子间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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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子间文人的收入其实并不算低,当时一个多产的流行小说作家(如写连载的鸳鸯蝴蝶派们),一个月可以赚到300元。1921年,茅盾在给一家商业性杂志做编辑时,月工资是100元;而据黄天鹏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中记载,当时的一个总编辑的月薪在150到350元,编辑主任为120到200元,普通编辑60到100元,驻外地记者100元左右外加业务费,本地采访记者大概为50元,抄写员每月只有20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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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专门从事写作的作家文人,收入大体是可以的,如郁达夫在20年代末期,每个月的版税收入有100到200元,而当时一个熟练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30到40元,这已经足以养活一家五口人了。后来被杀的左翼作家柔石每月的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税800元,年轻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70元。至于没有名气、初来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们每月的稿费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够上海一月的生活费,可谓是标准的“亭子间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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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明川先生在其著作《文化人与钱》一书中的统计,鲁迅的平均月收入大约是420元,而与他同时期或者早一些的文化人收入并不比鲁迅低,如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元,主编《新青年》杂志还另有每月200元的编辑费,这样算下来,陈独秀每月收入为600元;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月薪600元,另外还有翻译的稿费(每千字7元)及出版物中的版税,收入是不菲的。在版税收入中,林琴南可能是最高的,他一生通过翻译作品拿到的版税是22万元(远高于鲁迅等人),另外,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还另有月薪550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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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律师的收入更加令人咋舌,如1926年从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的吴凯声律师,他和另三位律师合开了一个事务所,每个月的收入至少在1000到2000元,高的时候达到一万元。因此,吴凯声在两年之内便发了财,买了大房子和汽车。1927年底,他花三千两银子买了一块地皮,仅仅三年多点时间,便以十倍的价钱转手卖出。当然,这是名律师的收入,普通的律师每个月的收入大概在一二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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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是民国时期的高收入人群,北洋时期在180到280元,国民政府时期在100到600之间,而30年代的中学教师月薪为100到260元,小学教师在60到100元。当然,这些工资的记载是名义上的,民国期间因为局势不稳定,中小学教师被欠薪的事情是屡有发生的。据1934年《申报》的报道,上海各大学教授的月薪如下:中法工学院最高,1500元;同济大学,775元;交通大学:600元;复旦大学,530元;上海医学院、上海商学院,400元;震旦大学、沪江大学,300元;大夏大学,290元;上海法学院,210元。同时期由司徒雷登主政的燕京大学,教授月薪为360元,校长为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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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官员与公务员,工资并不算高,如1927年政府公报所公布的,部长的月薪为800元,副部长为675元,局长(或司长、处长)为450到600元,秘书为300到450元,科长为250到400元,科员为60到180元。法院的大法官倒是收入很高,月薪达1000元,普通法官最高有400元,最低160元,但他们没有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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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陈存仁先生所记,当时上海卫生局人员不过八人,科长薪水每月30元,小书记员每月只有8元。当然,这是名义收入,比如后来卫生局通过审核医士执照便收了一大笔钱,全体人员由此立刻都加了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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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上下,家庭月收入超过50元的话,就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如家庭月收入有一两百元,就可算是中产阶层。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他于1921年因失去军职而避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个楼面是16元,这个房间用布帘隔开,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书房,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每月的生活费是50元,这还是比较拮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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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已经小有名气的胡蝶转入明星电影公司,月薪拿到2000元(实支1000,公司欠1000)。1931年,明星公司以她为女主角,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影片历时6个月,共耗资12万元。不过,这个电影的收益是很不错的,除了国内的票房外,光卖给菲律宾片商的放映权就收入1.8万元、卖给印尼的则为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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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蝶相比,刚出道的周璇就差了不少,她最初与电影公司签订的月薪为200元。男演员的薪酬一般比女演员低,如赵丹的月薪是200元,谢添250元。没有大名气的女演员薪水也很低,如蓝萍(江青)从影期间,其薪水是每月60元,秦怡也是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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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上海人家的生活水平还是不错的,普通人家每个月一般吃四次荤菜(肉、鱼、蛋、海鲜等),通常为每月的初二、初八、十六和二十三,这几天叫做“当荤”,其他日子则以蔬菜、豆制品为下饭菜。前面陈存仁先生说他八九岁的时候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荤,说明当时他家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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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海的习惯,如果家里来客人的话,那就必须以荤菜为主,“无荤不成饭”,蔬菜则是配菜。至于那些拉黄包车的苦力,他们一般只能吃蔬菜、豆腐、咸鱼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为低廉而粗劣”的伙食了。就像当时一首儿歌唱的:“当肚皮饿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筷,奔向厨房间,看看有点啥小菜,又是青菜炒豆腐,叫我哪能来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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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后的上海米价,每百斤通常在8元到13元上下浮动,这与房租一样,是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支出,省也省不下来的,所以米价一上涨,那些老百姓不免要摇头叹息,说日子过不下去了,但对于高薪人士来说,这点浮动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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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上海交通,主要以人力车为主,起价多为十个铜板,按里程议价,但由于竞争激烈且毫无技术含量,人力车夫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大都在每月十元多点,仅能够维持一个人的生存。上海在民国初年就有电车了,当时从法租界到公共租界是一枚铜元,在公共租界兜一圈也是一枚铜元;十多年后,又有了出差汽车(即今日之“的士”),这个收费就贵了,从大世界(今人民广场)到南市(今豫园、城隍庙往南),车价就要一银元以上,一般人是打不起的。事实上,当时一辆小型汽车的价格也不过1000银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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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小学一般是四年制,学费每学期2到4元,中学也是四年制,学费每学期16到36元,大学的学费最低40元,最高的是圣约翰大学,学费高达150元。陈存仁先生当年在育才小学读书,每学期学费为3元,后因为家庭困难而改读更便宜的浦东小学;小学毕业后,他在四伯父的资助下入读明立中学,每学期学费16元;中学毕业后,入读南洋医科大学(东南医学院前身),每学期学费40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贵了;读了一年后,转入上海著名中医丁甘仁开办的中医专门学校,学费为24元,其四伯父的负担就轻了不少。当然,不怕花钱也有,比如张啸林的儿子张法尧,他的流氓老子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后把张法尧送到法国鬼混了几年,据说用掉三十几万,这简直是不得了的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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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世家子弟结婚,礼金也是很高的,据陈先生透露,大概在两千到三千银元。与上海的物价相比,北京就要便宜得多了。陈先生在新婚之后与妻子去北京度蜜月,第一晚在六国饭店住了一宿,房价6元,这个价格恐怕可以与现在的五星级饭店相媲美了。设施并不比六国饭店差的东华客栈,当时的房租是每晚一元六角,住的人已经是非官即贵了。当时北京的房租也不贵,一个大四合院租给四户人家,每家的月租金也不过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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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花钱还得会赚钱才行。陈存仁先生满师之后,在南京路“心心照相馆”的二楼租了一个房屋开业,月租金为50元。由于陈先生受教于名医,一开始定的门诊费就非常高(一元二角,接近名医的收费标准),但开业第一天乃至之后的十余天都吃了个鸭蛋,同学来看他,都摇头说收费太高,好在三友实业社的老板看得起他,请他做他们社里500多名职工的常年医生,一个月付50元,这才帮他度过最初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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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后来,就诊的病人逐渐增多,业务多了,陈先生便请了一个挂号职员,每月薪水6元,还花8元钱包了一辆黄包车,以便出诊,当时出诊的费用是5元。一年之后,每日门诊也有十号左右(上海名医丁仲英,也是陈存仁的老师,每日门诊可达百人,月收入至少在3000元以上)。后来三友实业社扩大到三千员工,每月固定诊费也就提高到300元。后来,陈先生又担任了家产极丰的犹太富商哈同家的常年医生,每月可以拿到200元。光这两项固定收入,陈医生已经跻身当时高薪人士的行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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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陈先生还办了一份报纸(即《康健报》),每份铜元二枚,一年订费加邮费为两元,第一期的销量就达到1.4万份,不久便将订户扩展到8000份,一下就有了一万几千元的现款,加上已经预收的广告收入一年1600元,光这项收入就够报纸近五年的成本了。帮他做抄写的一位朋友邓钝铁,当时也在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做抄写员,月薪只有35元,后来此人改名“粪翁”,每次在展览会上卖书画作品,收入竟可达到八九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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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厉害的并不是会赚钱,而是以钱赚钱,那就是买地皮。陈先生曾在高人的指点下在静安寺路愚园路(今常德路)花5200元买了一块面积三亩七分的地,成交的时候,卖主四兄弟挑了箩筐前来分银元,当地人只信银元,其他的庄票支票一概不要。就这块地,不到三年的时间,陈存仁便以3万元的价格出手,而数年之后,更是涨到了10万元,可见投资地产是何等一本万利的生意。当然,适当地购买一些艺术品、珍贵首饰甚至是皮货也不错,譬如陈太太在北京花60元买了两件玄狐的皮筒子,后来被人用600元买去;而当时花120元买的一对翡翠耳环,在隔了二三十年后,陈家夫妇到了香港,以原价1000倍的价格出手,后来更是涨到了5000倍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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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银元时代的物价相对还是比较稳固的。等到了纸币年代,那就完全取决于政府的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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