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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定银价无望的情况下,中国加快了币制改革的步伐。由于英国当时的在华贸易额是美国的6倍,中国的经济混乱势必影响到英国的利益,因而国民政府转而向英国求援。1935年8月,英国派出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其任务就是为国民政府策划币制改革。美国在听说英国参予其事后也不甘落后,随后便推荐总统经济顾问杨格前来以备咨询,而国民政府对英美两国都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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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亲英美的外交政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和30年代中国面临的危局有很大的关系。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的野心昭然若揭,从东北到热河、察哈尔,接着又觊觎上海和华北,可谓是步步进逼,其“亡我中华之心”不死,大举侵华也只是迟早的事。因此,国民政府在币制问题上不但要考虑接近英美,而且要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战场上较量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持久的战争更是对经济的严峻考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币制改革的成功与否,既是防备日本侵略的战略需要,也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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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晚清以来的近百年历史,中国之所以被外敌屡屡侵犯而无还手之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央政府缺乏现代财政与经济的运作能力,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效地调集全国的力量(包括资金与物资),以至于大国力量无法充分展示出来,这才使得中国虽为泱泱大国,但在战争中总是被动挨打(譬如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各方面力量并不比日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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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数月后,国民政府于1935年11月发布《关于币制改革紧急命令》,宣布实行法币政策。法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合称“四大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今后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现在流通的银元、银两等,均可通过银行按比例换取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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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布实行法币后,中国事实上是放弃了银本位,币值也不再受世界银价的涨落而变化,但中国人有着几百年使用银制货币的历史,一时间还难以适应(中国人对纸币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并不愿意用手里的银元去兑换法币,而是将它们窖藏起来。除了传统观念之外,民众不愿意兑换法币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法币发行之初,其规定是银元兑换法币一元,但由于国内的银价是受控的,其只相当于当时国际银价的60%,民众觉得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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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后来,当局强令各大中小银行、钱庄、银楼及其银制品企业或者商铺将存储的银币、银锭、银条、银块等集中兑换成法币,在搜集到一定的白银后,拿到国际市场上集中抛售换取外汇,以促使国际银价下跌,民众兑换法币的意愿才有所增强。在银元的收兑进展不顺利的时候,国民政府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通过发行新辅大量收进了原有的旧辅币银角子,这下歪打正着,收兑了不少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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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之前各省发行了大量的辅币银角子,数额虽少但量很大,因为日常生活中使用银元的机会并不是太多,而国民政府当时铸造的新辅币是镍币和铜币,其中虽然不含任何银的成分,但样子很好看也很精致,加上辅币要经常使用,因而民众纷纷前去兑换,这样就增加了意想不到的白银储备。当时日本人因为专门搜集银元而忽略了辅币银角子,很是失策。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后,国民政府总共收兑了5亿盎司的白银,这也成为法币发行的主要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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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白银作为准备金外,国民政府还通过法币向英镑挂钩及其向美国出售白银以换取美元外汇的方式稳固新币制,而这也是英美所乐意看到的,因为如此一来,英国和美国同中国发展贸易就更加便利了。但强邻日本就不一样了,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让中国充当他们的附庸,因而对中国的币制改革特别是英美参与其间深恶痛绝。日本心里很明白,一旦中国的货币同英美挂上钩,势必影响到日本的在华利益,增加其控制或者侵华的阻力,这是日本所不愿意看见的。日本多次公开表示,中国的币制改革是“对日本的公开挑战”,“不与新货币合作”,“断然反对”,日本军部也恶狠狠地说,“帝国对此不能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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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日本非但在背地里偷偷地将中国的白银走私出口,还使用武力不准华北的白银南运(当时日本已经在华北搞“特殊化”,作为侵略的前奏),以尽可能地破坏中国的法币推行。但是,因为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牵制,日本终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进程。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日本于1937年提前发动侵华战争,很可能是对中国因币制改革成功而迅速崛起的前景深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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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在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之后,国内因通货紧缩而造成的经济顽症很快得到改观,国内物价也开始出现平稳回升,各行业生产趋向好转。当时报刊报道说:“币制改革后,因农村经济之复苏,农民购买力之恢复,国内各种新兴工业,俱能转危为安,重趋光明,尤以纺织业为最。……其他如化学、造纸、制糖、树胶等工业,亦莫不渐次恢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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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一举结束了数百年来的货币混乱状况并实现了中国币制的统一,这也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及中国未来发展的需要。另外,大规模地收兑白银等贵重金属,对之后的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因为这些硬通货可以用来购买外国的军火及物资。换句话说,国民政府通过法币收兑了民众及企业商团所持有的白银和银元,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的资金集中手段,也是历代政府所不具有的优势,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用全民族的经济力量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因此,法币改革的成功对中国抗战胜利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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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国民党通过发行法币改革,为之后滥发纸币提供了方便条件并进而导致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国民财富迅速缩水,这也是所有不负责任的政府的共性。滥用纸币的发行权所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民众的一种抢劫,而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更是在世界金融史上留下了罕见的反面教材。由此,银两和银币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时期再度活跃起来,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毕竟,黄金白银始终是黄金白银,它们的魅力比纸币可要闪耀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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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原来是这样:历史中国·1912-1949 五○ 杂文轶事中的民国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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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万象更新,然“旧者未去,新者未立”,“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所谓新旧并存,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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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脑后的辫子。南京临时政府第29号公报中发布“剪辫令”:令到之日,限20日内全民一律剪辫,有不遵者按违法论。法令一出,民众纷纷响应,大街上满是被剪下丢弃的辫子。但也有少数固守传统或对新政权心存疑虑的人,他们偷偷地将辫子藏在帽子里,鬼鬼祟祟的上街,要是被机灵的革命小将们发现,往往立刻扑上前去,掀翻帽子,扯出长辩,“喀嚓”一声,辫子就被铰没了。倘若是清朝遗老,定要当街大哭大骂、以头抢地甚至当场昏厥,当时为剪辫之事也惹起不少风波甚至酿发了数起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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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门识小录》中记载了清末民初的一些政坛趣事,某日,该作者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商业区的厚德福河南酒馆饮酒时,听到隔座两人在闲谈。甲说:“近日各报纸竟然明目张胆地诋毁丑化政府,而政府竟也能忍,真是有娄师德唾面自干的风度。倘若我当权的话,早就随便找个借口把这些报馆给全封禁了。”乙笑道:“这就是你不能当权的原因了。”甲问其故,乙说:“做官嘛,就要懂得做官的规则,这样才能希荣固宠,升官发财。公门之中有十二字诀,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切记切记!”甲听后有所悟,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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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甲又发议论:“度支部前次奏准‘移奖实官’至本年二月初一截止,现在忽然又请求展期,其本意恐怕是担心失却大宗利源。倘若此次期满又再次展限的话,这也未免太儿戏了。”乙笑道:“度支部神通广大,这算不得什么。听说目前是因为灭鼠疫的经费太巨,无法筹拨,不久恐怕又要奏请开办耗子实官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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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说了一阵子闲话,甲看着窗外,忽抱怨道:“京城内外,大街小巷,各部院衙门前后,到处都是骡马粪便,一遇到雨雪天气,这些粪便便调成泥糊,臭不可闻,北京城俨然就是一片大粪场!”乙笑道:“你就知道京城地面上像大粪场,但你可知道这般大老官的肚皮里,装的是什么?”甲正举杯,听到乙说了这么一句,不禁喷酒满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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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阳有个名叫李赤鼻的草民,本是世代务农,并没有读书识字。他年少之时,听人家说“官吏多贪墨”,于是最恨官吏,每次在路上遇到前呼后拥的官员出行时,必指着人家大骂:“贪官!贪官!”长大后,此民又好贪杯,终因嗜酒过度而成了酒糟鼻子,人送外号“李赤鼻”。李赤鼻醉后,最喜骂官,而且比原来还要骂得厉害。骂得多了,有一次便被官府给逮了进去,在被抽了几嘴巴之后,人家问他:“你为啥要骂当官的?人家跟你有仇吗?”李赤鼻说:“我也不知道,只是听人说‘官吏多贪墨’,所以痛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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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李赤鼻便跟他老爸说:“我们家为什么不起义?”其父说:“真是傻儿子!我们乡下人,种田才是我们的本分。你要揭竿而起,小心身首异处。”李赤鼻大怒,骂道:“懦夫!懦夫!”随后他跑到某学究家里,问“革命”二字如何写,学究便写了这二字给他。李赤鼻回来后,便撕了一幅白布,把“革命”二个大字贴在上面,便拿了根竹竿挑在门外,并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下面,有人从他家门口经过,便扯住人家,说:“我们家起义了!”路过的人无不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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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听说后,喟然长叹道:“真是可惜啊!赤鼻只认识‘革命’二字。要是他读了书,那还不当个横行天下的革命伟人?”李赤鼻的故事,不免让人想到阿Q……想必阿Q当年就是这般革命的。但话说回来,敢起来的阿Q大多愚昧,而更多不敢起来的阿Q就更愚昧了,这大概也就是民众与辛亥革命的真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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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样一些“青年革命者”,说“他们由于热情的驱策,不满意当前的黑暗,确乎抱着大志,想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的。可是不久他们因干革命,或谈革命,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立刻心灰意懒,一变而为悲观主义者,有的反而终天痛骂起革命来,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来升官发财。就我所熟知的,就有许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劳,真诚不苟,的确是以教徒的虔诚去献身革命的,可是经了一次打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有的则热情如火,平常高谈阔论,拍桌顿脚,热泪泉涌,真是好样儿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会上混不多天,也就变了样儿,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鸦片,逛胡同,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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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奇妙的是,当时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着这些情形,忧愤至极,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别人问他干什么,他就眼泪汪汪地说道:“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这位李老先生竟因此神经失常,忧愤而死。另有一位名叫邹永成的革命者,在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极为绝望,写了一首绝命诗后投黄浦江自尽,诗云:“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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