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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二月十五日），袁世凯通电：清帝委任，满蒙推戴毋庸再议，南下则危机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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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七日，黎元洪通电反对汉冶萍抵押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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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公好名，不免于好名者天然陷阱——妄图人人满意。此刻商民称颂者，必为军人所恶。仅鄂军扩容五倍不止，款从何出？宋卿自身且受恃功索官、索饷之革命英雄围攻，欲去一张振武而不能，余尚堪问否？从政之道，于自身基本盘，须有定见。欲左右逢源者，多左右不是人，黎公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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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八日，卸任总统孙文以蔡元培为专使，汪兆铭、宋教仁为欢迎员，从唐总代表迎袁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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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日，参议院选举黎元洪续任临时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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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七日，南使蔡元培、汪兆铭随唐绍仪拜见袁世凯。袁氏表示拟定留守人员，即可就道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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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二月二十七日），武昌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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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未就，激进军人已有二次革命之说，此后苏州先锋营起事，亦属此类。大抵系新军将校功高赏薄，不满中间派坐食免费午餐。黎督必欲锄张振武，中间派相继附袁，伏脉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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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九，曹锟第三镇兵变，南使避入东交民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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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镇袁之嫡系，时论多疑袁氏唆变，今亦有辨者云军卒不解上层政治，疑南政府欲解散北军，乃劫财散伙者。真相难明，二说皆实亦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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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一日，毅军（姜桂题）入京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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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三月一日），北伐滇军司令唐继尧据黔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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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邻省恶例，自此始矣。国之乱，滇之幸，北伐、护法，就多数军人，不过护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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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三月一日），保定、天津兵变。联军二千入京护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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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三月一日），南使蔡、汪等电致南京，请速定大局，组织统一政府，余可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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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阴影笼罩民初，袁氏精英改良主义蕴含针对本国民众之极端不信任，立宪派同盟会何尝不然？维系“文明革命”小圈子（黎宋卿、谭组安皆有是语）实为辛亥共识，外观党争极烈，亦有二底线绝不逾越。其一，不容政治革命演变为社会革命（焦达峰死于此处）；其二，不容内争演变为外患。稍近底线，各党相继束手。左派论证“革命脱离群众必然妥协投降”，极为精当。然当事诸公必自以相忍为国，实出深谋远识，非具高度历史责任感莫办。洪宪之后，共识初现裂痕，党军兴则全灭，瓜分之祸、教义之争迭起，终至洪水滔天，无异为民初诸老作事实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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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黎副总统通电：请速定国都，早立统一政府，以杜外人干涉之渐。舍北就南，有兵亡民亡国亡种亡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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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四日，同盟会大会选举孙文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汪兆铭为总务部主任，宋教仁为政事部主任，胡汉民、刘揆一、张继、李肇甫、居正、马君武为干事。通过政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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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十大政纲：一，完成行政统一。二，促进地方自治。三，实行种族同化。四，采取国家社会政策。五，普及义务教育。六，主张性别平权。七，厉行征兵制度。八，整理财政厘定税制。九，力谋国际平等。十，注重移民垦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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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政纲，如圣德太子誓言，曰美曰空。就史论实，行政统一、地方自治本为宪政平衡木，民党之实迹纯系机会主义，在野则主省权，在朝则主集权，一如孙、蒋二公居元首则主总统制，居下位则主内阁制，喜剧色彩浓厚。种族同化、移民实边实一事，即欧文拉铁摩尔之“内亚次帝国主义”是也，确有实迹，关东内蒙华化郡县不遗余力，西康归流苗瑶用武步步为营，青海回疆筑路兴业苦心实干，地方军人虽有经营，远不及训政党国全力以赴，而唯其如此，强邻震恐，边衅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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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而言，普及初级从未实现，推广则实有之，民党之功大于北洋，三十年代高等教育创造历史奇迹，确已实现学术水平“与国际接轨”，同期边缘各国，无一能及。民党之宽厚居功极伟，若无津海关五一拨款，“老北平”传奇必然胎死腹中。虽云党治，学院自治亦多美谈。北洋虽云放任过之，积极资助远不如党国，三十年代教职员绝不如北伐前欠薪，硬件兴作尤远迈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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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财政混乱，大抵以关盐为主，新政兴，各省自立间接税，无不劫贫右富，民变大兴，多以思旧制恶新政起，本非反满。民初军费膨胀，各省截留地丁，洪宪后历届政府（包括训政党国）无从染指。中央财政以借债为首要岁入，还息支饷为最大开支，牵补度日，无从整顿。党国虽有法币改革、关税改革之利，终以间接税（关盐统三税）为重，有土而无民，上重而下轻，沪税居天下之半，津门次之，抗战军兴，二埠先亡，后之国府，乃如晚期食道癌，纯以耗蓄积打点滴（华府美援）延寸阴，其亡也宜。可异者不在其亡，而在其垂绝残焰竟能拖垮强邻，复我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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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民国之世，有兵而无制。北洋以地域歧视为团体张本（参见《新军篇》）。党军虽兴于粤，自始集中招募江浙子弟。南北皆有募无征。抗战勉行征兵，实同画地虏人。赵宋以降，非流氓无产者求食不入军籍，国府贸然变法，而饷恤两缺，无异行社会性屠杀于农村中坚阶级。民心怨毒，实在征夫之诡道霸政，保甲奉行者多不得其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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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平等有形式实质二道。就形式而言，民国国际人格之完整性金瓯无缺，远在今之上。论及实质，如治外法权之属，非待本国司法体制“与国际接轨”不可。此事日人已于明治时代完成，日使论华人收复国权如“驾马车于马前”，即以明治废治外法权经验，讽华人内治不修。党国虽以损国权求外援而兴，得国推行革命外交，（于英美及各民主国）亦有事迹，行之于俄日二邻，乃有覆国之祸，其始也民族主义，其败也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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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之国家社会主义倾向，远在联俄之先，在野之孙文与在野之列宁辨社会政策，思想史学者迄今尚无留意者，此事当详论于后。可注意者袁氏亦国家主导经济论兼土改爱好者，左派痛诋之布尔乔亚代理人，无一稍有同情于市民绅商。民袁之争，类似拉丁国家激进党与军政府之争，双方皆扬官商抑私人，所异仅在前者多用经济内行，后者好用革命外行耳。此事恐与绝对主义国家官僚政治传统有关，大抵革命愤青皆文人士人精神后裔（亨廷顿称“我们”的子弟），可视为候补政治阶级之不满现状者，其内层思维模式原不出士大夫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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