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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场开端仅仅是维权的保路运动,如何进一步发展成为了暴力革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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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的发端,是出于利己的维权诉求。从现代的维权理念来看,利己的维权实际将达至利众的权益。在当时,反清意识在普通民众中很容易被激发;同时,革命党人大力的反清宣传,也使得保路运动最终走向了暴力革命。在后来的独立革命势力中,不仅有同志军、革命军、新军,普通民众、哥老会、孝义会、少数民族武装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哥老会是当时蜀中非常强大的民间反清帮会,在湘军中影响尤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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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震怒,下旨要求四川总督“切实弹压,毋任嚣张”。在朝廷的压力下,四川总督赵尔丰决定武力镇压已经难以收拾的保路运动。他们逮捕了以立宪派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为主的十几名运动领袖。在清兵的长枪和铁骑下,数百名人员或死或伤,史称“成都血案”。血案发生彻底激怒了四川民众,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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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全省范围的反清起义,使清朝在四川的统治陷于混乱和瓦解,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信心,革命浪潮空前高涨。随后清政府派湖北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为武昌起义成功提供了绝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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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信号是由同盟会发出的。在赵尔丰开始对激进分子大肆逮捕后,这次运动背后的主要力量同盟会立即明确要求:“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成都附近各州、县得到消息后,民众揭竿而起,保路同志军纷纷武装起义,从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发生激战。全川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破竹,武装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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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成功发动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接着,各省相继以不同方式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起义的风潮中,四川荣县率先宣布独立。11月22日,重庆宣布独立,成立了蜀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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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保路运动宣告胜利结束,清朝长期在四川的统治随即画上了句号。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经典的运动式革命案例,是武昌起义的前奏,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线,是清王朝的一道最麻辣的“催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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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大清的晚清青年近卫军——新军哗变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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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于岛国日本,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盛极一时的淮军与湘军也迅速瓦解,清朝军制的落后充分暴露出来,引发了许多官员对于改革军队的思考并纷纷提出建议。清廷也觉察到日本是采用西方的训练方法在编练军队,便决定编练新式陆军取代淮、湘旧军,以捍卫岌岌可危的清王朝政权。但正是这支新军力量,成为后来辛亥革命多次起义中的主力,继而变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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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的主体是湖北新军,而湖北新军是清末重臣张之洞用了十多年心血训练的一支近代军队。而参与逼宫,彻底推翻清王朝的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这两支新军曾号称南北两大新式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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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清政府以推行“新政”的名义,设立练兵处,由奕劻任总理,袁世凯为会办,而后由练兵处制定陆军军制,各省设督练公所,准备用十年或更长时间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每镇总人12500余人,由统制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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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的士兵采取募兵制,应募士兵在年龄、体格、文化程度等方面有较严格的规定。中下级军官多由国内各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充任,也任用一些学习军事的归国留学生,或文化素质比较高、眼界开阔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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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清王朝的军队主要是八旗兵和绿营军。八旗兵长期养尊处优已丧失了战斗力,绿营军后来也腐朽、衰弱下去。士兵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往往负面、猥琐且丑陋,民间甚至流传着“好男儿不当兵”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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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清政府在创建新军之初就很注重军人的文化素质,识字的士兵更容易得到提拔。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参军便成为年轻人不错的选择,更多的读书人加入军队。新军士兵树立了有知识、有文化、有志气的良好形象,集中了一批当时的社会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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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的新军已编成十三镇。北洋新军六镇为中央军,各省新军为地方军。由张之洞一手训练的湖北新军就属于地方军系统。张之洞重视士兵素质水平,将“识文断字”与“通文理”作为招募士兵的原则之一,使得湖北新军成为当时兵员文化素质最高的一支新军。不仅如此,张之洞选送的优秀留学生归国后,大多在新军中担任军官。这些“海归”在军中任职,不仅提升了部队的整体素质,也使这支新军更加容易接受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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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训练新军一切按照德国军队的制度进行,教官主要是德国人,吸引了不少青年才俊参军入伍,新军规模随之扩大至7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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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1年起,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练兵大臣后,大肆扩充军事实力,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唐绍仪、曹锟、张勋、吴佩孚等风云一时的杰出人物皆出自其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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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早在1898年清廷一次政治风波中,就被维新派盯上了。谭嗣同曾经夜访袁世凯,希望他出于大义动用军队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袁世凯却说:“我平时训练军队总是教以君臣大义,告诉他们皇上和皇太后如何伟大,你谭大人现在让我去命令他们将皇太后抓起来,我这个命令一下达,他们很可能就先将我袁某人给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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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说法证明,当时新军不属于国家,只忠于皇太后,不在政治上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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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忠于清廷的新军,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没有成为大清王朝的“忠诚卫士”,反而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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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设置的军队不属于国家而属于清廷,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有利于培养军队将领的忠诚。然而,问题在于,军队如果不属于国家,不在政治上中立,军队在训练军事的同时,总是进行政治上的灌输,这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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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灌输无疑打开了另外的一扇门,那就是朝廷可以向新军灌输忠于皇帝忠于皇太后的思想,革命党人就可以在军队中宣传皇上和皇太后罪大恶极,是革命的对象。这些新军士兵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容易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当他们渐渐发现现实真相后,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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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正是湖北新军在武昌首义之前几年间的真实写照,那时湖北新军中流行着一种对国家政治普遍的关心和忧虑,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官方的宣传总是将信将疑。清廷难以抵消革命党人对新军的宣传,在新军军人心目中的合法性也渐渐地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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