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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挫折后，杨度再度远赴日本学习法政，由于他人品潇洒，智商很高，于是很快便声名鹊起，当时还被推为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还想拉他入同盟会，但杨度在政治上倾向于君主立宪，既不保皇，也不革命，于是婉拒了孙中山的请求。在日本期间，杨度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一时被人称为宪政理论家，后来清廷派出的五大臣考察宪政，据说交差的调研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出自杨度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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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决定实行预备立宪后，杨度也在当时的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进了宪政编查馆，由此与袁世凯拉上关系。不过，袁世凯被赶回老家后，杨度并没有与之同进退，而是继续留在北京为官。等到袁世凯复出并就任大总统后，杨度发现曾经与自己一同落难的梁大财神，竟然早已在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成为了袁总统的红人，真是羡煞人也、气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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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早年跟随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这时也敏锐的看到了太子袁克定的帝制阴谋，随后两人便很快气味相投、勾搭成奸。1915年4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的文章，经袁克定牵线搭桥，袁总统得见此文且十分欣赏，当时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并制成金匾条幅赐给杨度。杨度见了这四个字，既喜又忧，喜的是袁总统还认可他这个人才，但忧的是他在袁总统的眼中只是个“旷世逸才”，尚不能得到重用——想必这也是杨度急于表现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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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三人，前文也曾顺带提过，这次的华丽转身也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孙毓筠是安徽寿州人，他在1906年便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后来又出任安徽都督，是一名老资格的革命党了。但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毓筠先后出任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等职务，这次杨度发起筹安会，孙毓筠也是积极响应，并担任了会中的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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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瑛是湖南桃源人，与宋教仁是同乡，他也是个老革命党，曾在1905年的时候与革命烈士吴樾密谋炸死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结果事情没有办好，吴樾成了革命烈士，胡瑛则亡命东京，并于当年加入同盟会。后来，胡瑛又回国参加日知会，与黄兴等人密谋举行长沙起义，但因事泄而被捕入狱。武昌起义后，胡瑛出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都督（实际上只占据烟台一地）。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胡瑛被解除都督职务，被委以陕甘经略使、青海屯垦使之类的虚职。好在胡瑛和杨度是好朋友，于是也列名于“六君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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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湖南佬，共唱一台戏，李燮和是湖南安化人，他先后参加过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与陈其美一起组织了上海起义，并出任吴淞军政府都督。由于与陈其美关系不和，李燮和随后又出任光复军总司令，并率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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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朋友原本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也曾为共和革命而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如今却摇身一变，反水投靠帝党，真是令人慨叹人间易变、世事无常。想必是对革命前途极度失望并发现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吧，因此这三人穷而思变，虽被革命朋友视之为“反骨仔”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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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严复与刘师培，那都是当时学界的国家级大师，如此德高望重、人所景仰的人物，如何也来掺和这趟浑水，倒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严复是福建闽侯人（今福州），原本是福州船政学堂中的最优等生，在学业上比北洋舰队中的那些老同学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人要更胜一筹，后来又被选送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可惜学成后没能调入北洋舰队，而是被任命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想必文人出身的李鸿章认为最优秀的学员上战场冲杀是一种浪费，派去培育更多的人才方是正途。不过这也是好事，不然严复极有可能像他的那些老同学一样，或在黄海大战中葬身鱼腹，为国捐躯；或在威海兵败后，举枪自戕，以身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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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在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期间，此时的副总统黎元洪还是他的学生呢。甲午战败后，严复也就绝意海军，改而从事翻译著述事业，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论》等，都是出于严复的手笔，其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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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严复虽然被誉为“西学第一”，但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得到重用，唯独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对他亲眼有加，不过此时严复已经绝意仕途，他拒绝了袁世凯延他入幕的再三邀请。尽管如此，严复对袁世凯的慧眼识人还是心存感激的，当袁世凯被罢出京时，严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世凯之才，天下无两”，“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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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后，严复被袁世凯任命为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和胡适都应算是他的后辈，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当时无人及其项背。有意思的是，严复虽然精通西学，却在民国初年极力倡导“复古尊孔”，并发起了北京孔教会（另一名知名的翻译家林琴南也积极参与之，怪哉？不怪哉？）。不过，也有人说严复列名筹安会乃杨度肆意为之，严复并不知情；但从之后的情况来看，尽管严复从来没有参加过筹安会的活动，对帝制运动也持消极态度，但他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保持沉默，并没有公开站出来辟谣，足见他对帝制之说并不反感……“复古尊孔”的结果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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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是当时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他早年留学日本时也曾加入同盟会，但并不热心革命而专心学术，他回国后被两江总督端方延入幕府，学问也大有长进。刘师培倒是对帝制运动颇有兴趣，在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后，他也发表了一篇《国情论》的文章与之唱和。不过，好在刘师培不太涉足政界，而是醉心于经学、小学、汉魏诗文等中国传统文化，终成一代国学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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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倘若是一班无耻政客文人鼓吹帝制以图私人之功名利禄，想必袁世凯也能洞察其奸，但杨度这样的才子加上严复、刘师培等这样顶尖的文化大师们也来支持，你说袁世凯一点都不动心，恐怕也难。据袁世凯的心腹说，袁总统听说连严复都参加了筹安会，“极为欢悦”（此等欢呼雀跃之态，读者尽可想象），随后便拨款二十万，以供筹安会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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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筹安会的同党们敲响了第一声锣鼓并摇旗呐喊，群魔乱舞，闹腾得正欢的时候，另一彪人马突然异军突起，霎时间便将筹安会的风头抢去，这又是何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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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却并非他人，正是上文所提到的梁士诒。梁士诒在那次经济特科的考试中遭人暗算，正当他沮丧之时，正好袁世凯在直隶推行新政，延请人才，于是他便在当时袁世凯跟前的红人及老乡唐绍仪的推荐下，出任北洋书局总办。由此，梁士诒也就跟随唐绍仪的门下，成为一个北洋系下唐记小集团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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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唐绍仪接替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梁士诒也就协助唐绍仪主持路政，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拾。等到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后，梁士诒也已经立稳脚跟，成为五路铁路提调（总经理了），邮传部成立后梁顺势当上铁路局局长，后来又奏办交通银行，由此发展出一大势力——交通系，人送绰号“梁大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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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梁士诒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并先后兼任过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等职。袁记约法颁布后，由于责任内阁制被总统制代替，袁总统在总统府下设立了政事堂取代之前的国务院，徐世昌充当国务卿，杨士琦、钱能训分别为左、右丞，结果梁士诒一时失势，无处安身，最后只捞得税务督办一职，令梁大财神好生懊恼。祸不单行的是，肃政厅（袁记约法下的产物，相当于前清的御史台，专门弹劾各级官员）此时又提出了“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大参案”，搞得交通系上上下下，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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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次长参案”，指的是对陆军次长徐树铮、交通次长叶恭绰和财政次长张弧的弹劾，而叶恭绰和张弧都是交通系的人马；“五路大参案”则是关于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大铁路局的营私舞弊案，更是矛头直指交通系。在这种情况下，交通系的大佬、当时还兼任交通银行总理的梁士诒当然脱不了干系（叶恭绰是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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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梁士诒只好去找“太子”袁克定帮忙。在“太子爷”的一番指点后，梁随后便召集交通系的干将开会。会上，梁士诒提出：“目前交通系之窘境，唯有支持帝制，方可取消参案；要是不赞成帝制，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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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干将正议论纷纷间，梁士诒说：“赞成帝制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要头还是要脸，你们自己看着办。”会上诸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一致同意：“要头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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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神出马，一个顶十。数日后，参政院门口突然涌来了大批的请愿团，各行业、各阶层，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他们手里拿着请愿书，口里还念念有词的呼着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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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国体，唯我民意！”“君主立宪，造福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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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势头，与二十年前的“公车上书”有几分相似，又与七八年前的国会请愿运动雷同，但这骨子里终究透出点星宿老仙派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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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清末实行预备立宪后，民意渐开，请愿本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当年为请求清廷“速开国会”，各省立宪团体就曾进行过全国总动员，这次貌似依葫芦画瓢，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劲。问题还出在这个“民意”上。按理说，这次来请愿的诸多人等穿着打扮远不如清末的那些立宪派士绅，应当更代表民意，但这些人的脸上又看不出发自内心的热忱，反倒像是未经排练的拉拉队，和之前选举大总统时的公民团倒有几分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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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梁士诒等人在决定“要头不要脸”后，随后便发起了一个公民请愿团的组织，成员除了交通系人马外，又有张镇芳、那彦图、梁鸿志、阮忠枢、夏寿田一干政界名流，并公推了沈云霈为会长，预备发起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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