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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署理湖北军务的彰武上将军段芝贵从武昌回来，他原本是袁世凯的干儿子，这次回京不为他事，只因筹安会给地方遍发电报、寻求支持，已具声势，他不能让这六君子抢了“拥帝”的头功，这才急匆匆回京，要大展拳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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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芝贵回京后便去拜访了老友阮忠枢，在阮忠枢的牵针引线下，段芝贵与公民请愿团一拍即合，决定由段芝贵出面邀请朱启钤、雷震春、江朝宗、周自齐、袁乃宽、朱家宝、张作霖、陆建章、顾鳌等实权人物，共同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由此，请愿会的帝制派一时间声势大振，会中骨干则人送绰号“十三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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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士诒、段芝贵等人的秘密操作下，各地官吏也应邀派出“公民”前来代表“民意”（费用当然是由交通系全包）；随后，这些人又买通一些报纸，每日以民意的幌子鼓吹帝制，弄得跟真的一样……只要有真银子，就不怕什么假民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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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请愿联合会有权有钱有势，当然不是那耍耍笔杆子的“六君子”所能匹敌，而在参政院门口递请愿书的表演，其实就是“十三太保”策划的杰作。这次来请愿的分为商界请愿会、学界请愿会、各省请愿会、妇女请愿会等等，凡是来参加请愿的，都发参政费，人人有份，按照身份地位名气分别给予不同的价码。交通系遍地撒钱，这声势能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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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见梁士诒等人后来居上，将自己的风头抢去，忍不住悲愤的说：“梁财神啊梁财神，你可真行啊，你财大气粗，人多势众，我搞不过你，但你也别猖狂，我们走着瞧！”但秀才们囊中羞涩，区区二十万元终究是做不成什么大事，最后也只是组织些财神看不上眼的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聊壮声色。在请愿会的压迫下，筹安会很快就变成了昨日黄花，最后落得门可罗雀、无人过问的境地。杨度在恼羞之下，只得灰溜溜将“筹安会”的招牌摘掉，又换了个“宪政协进会”的牌子挂出来，但终究是老酒新瓶，搞不出什么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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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奈何花落去，辛苦一场为他人做嫁衣裳。由此，六君子也就让出舞台，请愿改制的大任改由梁士诒那个经费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一肩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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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请愿联合会大肆造势下，中央大员除了黎元洪、段祺瑞数人不予理会外，其他人几乎是争先恐后的排班劝进，而各地劝行帝制的电报也如雪花般飘进参政院（都是民意哪）。帝制先锋、御干儿段芝贵更是联合龙济光、张作霖、赵倜、倪嗣冲、陈宦、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等，发出所谓的“十九将军联名劝进”通电，更是把这场帝制运动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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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多磨。正当帝制党人自以为参政院将批准他们的请愿要求、成功在望的时候，某位大文豪突然抛出一篇冷嘲热讽的重磅文章，将他们的袁总统打了个清醒，也令帝制党人速胜的希望完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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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何等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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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1706799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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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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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开弓没有回头箭，皇帝不当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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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3日，《京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万言长文，立马引起了轰动，当时报纸刚出去就销售一空，想看的人买不到报纸，竟然向已购报的人辗转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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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国民公报》转载此文，但仍旧不能满足需求，几成洛阳纸贵之盛况，而《国民公报》也由此创造了它的最高日发行量。不特如此，全国各报也随后闻风响应，一下子就传遍全国，几乎人手一册，广为拜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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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想来奇了，要说民国初年的资讯也算自由发达，当时报馆林立，彼此竞争不暇，何以会一文惊天下，竟至于一报难求呢？想必作此文者必定来头不小。不错，此人便是年少便已成名的梁启超，梁大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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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16岁便中举，后来投到康有为的门下（康老师此时还未中举呢）学习新学，随后又参加戊戌年的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但仍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曾在日本与同盟会的笔杆子们在各自报纸上展开激辩，虽然同盟会有汪精卫、胡汉民诸多人等同时上阵，但梁启超孤身一人，也未曾落得下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一度与袁世凯合作，并组建了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熊希龄组阁的时候，梁启超也曾出任司法总长，但在国民党和国会陆续被解散后，梁、袁的“蜜月”也就宣告结束。尽管后来袁世凯邀请他担任参政院参政，但梁启超觉得自己信奉的政党政治无所施展，于是便加以婉拒并去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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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派得意猖狂之时，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可谓是掷地有声，给了这些小丑们一记当头棒喝。梁启超在文章中指出：“君主之所以可贵，主要依赖于历史习俗上的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维持其尊严。这种尊严决不可亵渎，一旦亵渎，势必不能维持。譬如木偶泥雕，倘若放在殿堂中供人膜拜，自能产生灵验，但如果突然有狂生将它拽倒践踏，投到猪圈之中，即使再能修复并重新放在殿堂之中，那也再没有灵验了。如今的君主与共和也是一个道理，一旦共和以后，君主便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加上革命家们对君主日夜痛诋，君主在国民心中已经毫无之前的神圣。倘若再返帝政，岂不是从猪圈中将木偶泥雕重新取回？失败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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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梁启超又讥讽袁世凯言行不一、举止不定：“从辛亥八月到现在，还不足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每颁行一个制度，不到半年又推翻重来，令全国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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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嬉笑怒骂，不仅将杨度之流的声誉摔入谷底，就连皇帝候选人袁世凯也被打得浑身灰溜溜的，几无面目见人。杨度虽是“旷世逸才”，但这位袁总统的刀笔吏毕竟干不过那位笔端蘸满感情的大文豪、大理论家。据说，袁世凯之前也曾知道梁启超有此雄文，一度还派人以二十万之价格购买（可见筹安会不值钱，尚不如梁大才子一篇文章），不让其发表（倘若成交，想必是史上最贵的一篇文章），但同样被梁启超婉拒。等到袁总统读到这篇雄文，真是恨不得拔出手枪，送他几粒花生米助其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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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梁启超并不完全反对帝制，他在文中指出：“如果中国要重返帝政，只有能两个途径，一个是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会一战而霸，功德巍巍（如法国之拿破仑），亿兆敦迫，方可受兹大宝，传诸子孙；其二是经过第二次大乱后，全国沸腾，群雄割据，剪灭之余，乃定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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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点而言，梁启超的思想和古德诺教授的观点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问题是，古教授的但书和梁启超所列的条件途径，当时可曾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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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被梁启超的文章这么一搅和，帝制运动的急行军也就不免为之刹车。9月1日，正当参政院要讨论那些堆积如山的国体更改请愿书时，袁总统却突然派出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来到参政院，帝制派人物还以为袁总统亲自派人前来支持，在杨左丞发言前，几乎将巴掌都给拍红了。不料杨左丞掏出大总统的一纸宣言书，待到恭恭敬敬的捧读后，大概意思却是“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更改国体不合时宜；国民请愿须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云云，这下很是给帝制人物浇了一瓢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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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政院院长黎元洪这天却是到会的，他接过杨左丞的话头说：“大总统的宣言书，确为至理”，没想到梁士诒未等“理”字话音落下，便起立大声说道：“大总统的意思，无非是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现在国民请愿，民意却是趋向君宪，本院主张，也应当尊重民意呢。”黎院长被他这么一抢白，正待反驳，底下的帝制派人士们却使劲拍起掌来，震响全院，窘得那黎院长也只好默默退回原座，继续做他的黎菩萨。后来参政院再开会，他也就称病不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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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呢，袁总统的这个宣言书是话中有话，你想他也不是傻子，梁士诒等人搞的这些请愿把戏他能不知？因而此等请愿只能做个序幕，不能当成正戏。倘若非要搞拥戴，那正戏就应该是多数国民之公意，那就应该召集国民会议，以示名正言顺。再说了，袁世凯当年在逼迫清帝退位和要挟革命党人时也是以国民公议为借口，如今要从总统制退回到帝制，他也得以国民会议的手段来消除他的道德歉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