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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型社会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个回事嘛？一直热心于此事的帝制派人物对主持仪式的御干儿段芝贵很不满意，由于没有过足瘾，这帮人见了那御干儿几乎就要老拳相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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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袁世凯虽然没有举行登基仪式，但也算皇帝即位了。新朝嘛，自然得有点新气象，譬如觐见礼就由跪拜改成鞠躬，也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大清王朝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掐，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另外，按照外臣有贺长雄的意见，宫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改设女官，也算是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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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下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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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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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他的公、侯、伯、子、男（分三等），那受封的人就多了，大凡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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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而这次封爵中，段祺瑞也是榜上无名，这是何故，留待下文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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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黎元洪。黎元洪在前清的时候只是个协统，按官阶来说比袁世凯差了好几个档次，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被迫出任湖北都督，不过反走了狗屎运，由此顺风顺水，当上了民国副总统。对于这么个人物，袁皇上原本是看不起的（他的部将中随便抓一个也比黎元洪地位高啊），但考虑到黎元洪毕竟在副总统的位置上，也不好对他太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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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称帝后，袁皇上决定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派人将做好的亲王服给“黎亲王”送去，但这个前副总统却很有骨气，屡加拒绝，就是不肯接受，惹得前去送衣的步军统领江朝宗几乎要打上门去，但袁皇上却命暂且姑息，黎元洪也就闭门不出（袁世凯称帝前，黎元洪已经搬出瀛台），在家苦练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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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副总统拒受册封的事很快传遍了整个京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坐不牢；好江山，坐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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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1706799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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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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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蔡锷揭起了“护国”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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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袁世凯欢天喜地的准备登上皇位时，半路里突然杀出个程咬金……哦，不是程咬金，他比程咬金可要帅多了。此人是谁？“飞将军”蔡锷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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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生于1882年，13岁中秀才，15岁时受湖南学政徐仁铸的举荐入湖南时务学堂学习。时务学堂为维新党人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宣传变法而设立的新式学堂，也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后来，维新运动中的风头人物、大才子梁启超也应邀来到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谭嗣同被杀，湖南时务学堂也就关门大吉。梁启超后来得知蔡锷等学生在找寻他的消息后，便设法将他们召到日本，并进入由梁启超担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继续学习。名师出高徒，这也是民国史上一段难得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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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蔡锷曾秘密回到湖南参加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但起义刚一发动即告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也再次潜回日本，转入成武学校学习军事。1903年，蔡锷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第二年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与同时期入学的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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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毕业之时，正好赶上清廷大力推行新政的好时候，而编练新军又是清末新政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很多毕业生都在回国后受到重用，并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袁世凯的北洋陆军直接请了很多德国及日本教官，对日本回国的军校毕业生倒不甚重视，这也是北洋军在辛亥革命中相对稳定的原因之一）。蔡锷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的武备学堂任教或者编练新军，由于其观念新颖，能力出众，很快便在南方军界中崭露头角，成为一名重要的新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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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宗仁将军后来的回忆，当年他在广西陆军小学就读的时候，最崇拜的就是当时的学堂总办蔡锷。他说蔡校长每次骑马时，都不是像一般人那样的翻鞍上马，而是从马后飞奔，以跳木马的方式纵身跃上马背，把李宗仁这帮小学员看得眼睛发直，惊为神人。其实当时那些小学员哪里知道，这位英气勃发、高不可攀的“飞将军”，人家可是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货真价实的海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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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稍插几句闲话，蔡锷这些早期留学的人和1905年后大量涌到日本留学的那些人还不一样，后来去的那帮人大都在东京的华人圈中鬼混，留学一年却连日文都没学会几个的大有人在，在他们中间，革命党出了不少，真材实料的还真不多。和留美、留欧的学生比起来，当时留日的学生明显要差几个档次，譬如在后来清廷举办的留学生考试中，前五名均为留美、留欧学生，留日学生竟然无一及格。因为当时日本的东西原本就不正宗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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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回国后，在广西待的时间最长，但后来由于广西官场的排斥，于是他便在1911年春应云贵总督李经曦的邀请，出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并兼任云南讲武堂的教官（后来的开国元帅朱德便是这里毕业）。在此期间，蔡锷还潜心研究军事，写有一部《曾胡治兵语录》，不仅袁世凯见了十分赞赏，就连后来蒋介石也为之手不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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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蔡锷这时已经成为一位有实权的带兵官。当时云南新军的骨干军官大都是倾向革命的士官学校毕业生，而蔡锷是他们中间资格最老的士官毕业生，从军又早，又是领导，因此被推为大师兄。武昌起义后，云南新军随后响应革命，云贵总督李经曦逃走后，蔡锷被推为云南都督，当时他仅仅29岁（江西都督李烈钧的经历与之颇为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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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在政治立场上主要受老师梁启超的影响，准确的说，他并不是革命派而是立宪派，譬如贵州独立后因局势混乱，蔡锷应贵州立宪派的邀请派出部下唐继尧率兵进入贵阳，随后便将革命党杀得人头乱滚，而唐继尧反被任命为贵州都督。在“二次革命”中，蔡锷表面上声称中立，实际上也是站在袁世凯的一边并支持袁世凯“平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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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在各省推行军民分治及废行都督，而此时蔡锷与云南军界也产生了矛盾，于是袁世凯便将蔡锷调到北京，改由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蔡锷到了北京，袁世凯很是重视，因为早在1906年彰德会操的时候，作为阅兵大臣的袁世凯就已经发现这个青年才俊（蔡锷当时担任演习的裁判员）。在民国以后，由于列强环伺，北洋军暮气渐深，实力也大不如前，袁世凯便试图用组建“模范团”、进行第二次“小站练兵”的方法来改造北洋军，当时他最看中的便是军事才能卓越的蔡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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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蔡锷和老师梁启超都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希望中国出一个强人带领国家走向强大，因此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心存感激，而当时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正是与袁世凯的蜜月时期。只可惜这段感情维系的时间很短，在国民党解散后，梁启超所主张的政党政治也就在无形中消散，而袁世凯试图让蔡锷出任模范团团长的意图也遭到北洋派内部的强烈抵制，最后只能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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