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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纯的死，倒是便宜了部下齐燮元，让他继任了江苏督军一职。齐燮元是直隶宁和人，他与李纯是老乡，光绪年间中过秀才，后入保定军校而走上军途。李纯做第六镇统制的时候，齐燮元是参谋长，一路紧跟，果然大有回报，最后顺利的做上了江苏督军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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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自杀的督军是曹锟手下的阎相文，他原本是直隶第二混成旅的旅长，直皖战争后便升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由于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是皖系中人，直系挟大胜之余威，便要扩张地盘，想将陈树藩赶出陕西，让自己人去做这个督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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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藩盘踞陕西多年，岂肯束手就擒，于是直系便只有武力解决一途。1921年6月，被任命为陕西督军的阎相文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从湖南撤回后驻防河南信阳，并随后改称为陆军第十一师）为前锋直捣西安，驻湖北的吴新田第七师从武关、紫荆关入陕侧击，阎相文则亲率第二十师紧随冯玉祥所部之后，准备武力接收。在强压之下，陈树藩的军队迅速瓦解，其本人也仓皇逃出了西安，从此一蹶不振。随后，冯玉祥、吴新田和阎相文的部队相继开进西安，陕西也就此落入了直系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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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会做官的人往往风生水起，不会做官的人则是疲于奔命，不堪其苦，不幸的是，阎督军偏是后者。首先，陕西的军队太多，有阎相文自己的、冯玉祥的、吴新田的，还有民党的靖国军、陈树藩的余部等，这军队一多，粮草军需都要地方供给，而陕西在民国初年便一直遭灾，老百姓不堪重负，阎相文是百般罗掘，也是难以满足那些军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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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阎相文入陕后，曹锟、吴佩孚手下的一些顾问、参议等都拿着条子跟了进去，据说人数达到上百人。这些人个个都有后台，他们成天找到阎相文要吃要喝要官要贪，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阎相文招待不好，便有人向曹、吴打报告，结果常遭一顿训斥。由于局势一直动荡不安，而自己内部也矛盾日益激化，阎相文在穷于应付而不可得的情况下，竟然干脆自寻短见，于1921年8月22日吞服鸦片，自杀于陕西督军行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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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官也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做的，特别是脸皮薄的人，不能做官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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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督军的晦气事姑且说到这里，下面继续说说军阀混战。直皖战争结束后，皖系势力被大大削弱而直奉势力则此消彼长，大为加强。但是，战后的利益分配是由双方的实力和出力程度来决定的，因而直系得益多而奉系得益少，两派势力也暗生摩擦，并最终酿成第一次直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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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盘上来看，以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势力扩张明显。首先是陕西督军陈树藩被赶走后，由曹锟的部下阎相文出任了新督军，虽然这位不走运的新督军很快便到阎王那里报了到，但继任者则为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也算归入了直系势力范围。冯玉祥在恩师陆建章死后，他的部队本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在过去的几年中可谓是备尝艰辛，这次受到曹、吴的青睐，自然是以身投靠，惟命是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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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吴佩孚借着湘军进攻湖北的机会逼走了原督军王占元，接着又南下亲征，将自己的死党萧耀南扶上了湖北督军的位置，因此湖北又揽入了曹吴直系的怀抱。至于江苏，在督军李纯死于非命后，继任督军齐燮元因为根基未稳，又有浙江督军卢永祥在南边压迫，此时只能先投靠了曹锟，以求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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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曹、吴在各省攻城拔寨，奉系的张作霖就很不高兴了。张作霖这个人别看他是胡子出身，但野心很大，其欲望决不仅限于关外。这时恰好安徽督军倪嗣冲因病去了天津，无法视事（1924年去世，据说是精神分裂症……倪嗣冲这个政治变色龙，想必是变过头了），直奉两派便打起了安徽督军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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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张作霖提出让张勋来出任安徽督军，因为张勋是他的亲家，又因复辟失败而长期潜藏天津租界，这时见风声过去了，老张又想出来活动活动筋骨，于是便缠着张作霖帮他出头，谋上这个安徽督军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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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张作霖的这个提议也确实是有点荒唐，因而遭到直系的反对也属正常。在未与张作霖协调的情况下，曹、吴便安排原张勋的部下张文生出任了安徽督军，张作霖得知后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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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恰好蒙边出了乱子，徐世昌便将此边境问题交给了张作霖，并委派他作蒙疆经略使，这样张作霖便东北巡阅使和蒙疆经略使两肩挑，这才稍微心理平衡了一点。但是，没过多久，由于直军南征湖南胜利，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加上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直系的地盘已经连成了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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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两年，张作霖不顾吴佩孚是曹锟主心骨的事实，多次对吴佩孚进行贬斥，比如吴佩孚多次通电取消新旧国会和南北议和代表、成立国民大会以解决南北分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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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就很不以为然，他在公开场合对别人说：“我就知道曹巡阅使。吴不过是个区区师长，全国的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就不少，倘若人人干预政治，那成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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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吴佩孚由一个小小的师长变成了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两湖巡阅使，张作霖就别提有多气恼了。为获得补偿，张作霖以辞去蒙疆经略使、对蒙边问题甩手不干为要挟，最后迫使徐世昌将原热河都统、老将姜桂题调回北京充当有职无权的陆军巡阅使，而改由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出任热河都统，张作霖这才算出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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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再次爆发，各省军阀纷纷来京索要所欠军饷，内阁总理靳云鹏焦头烂额、毫无办法，只得坚决辞去总理一职。在无人接手的情况下，张作霖把洪宪帝制的罪魁、安福系的骨干梁士诒推了出来，而徐世昌也希望借这个财神的善舞之袖，渡过当前的危机。曹锟、吴佩孚原本是不同意梁士诒组阁的，但梁士诒答应上任后先解决直系军队的军饷问题，这才勉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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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2月24日，梁士诒内阁成立。上任之后，梁财神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是利用过去积累的老关系进行借债，拆东墙补西墙而已（当然，此等拆挡之法，亦非一般人所能为之）。至于梁士诒内阁借债的对象，肯定又是日本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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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笼络人心，梁士诒在元旦发布赦令，赦免了原皖系的段芝贵、曲同丰、陈文运等人，接着，随后又安排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复出，其目的便是向日本借债。由于借债一时不易，梁士诒答应拨给直系军队的300万欠饷落了空，吴佩孚等人对梁士诒恶感倍增，随后便寻机倒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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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美、英、法、日、中等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解决巴黎和会上搁置的悬案，其中就包括了中国的山东问题。在一番激烈的外交谈判之后，日本答应退出山东，但胶济铁路须中国用钱赎回，在赎回之前日本有权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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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梁士诒急于借债，对此条件满口应允，但消息公布之后，遭到了吴佩孚的激烈抨击，说梁内阁“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不异于李完用、张邦昌之流。数天后，吴佩孚再次攻击梁士诒，并称“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即为“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吴佩孚还杀气腾腾的表示要“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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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他随即发表通电支持梁内阁，并指斥吴佩孚“是非不问，辄加攻击”。而吴佩孚更加咄咄逼人，称“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国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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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奉相互攻讦，相持不下，梁士诒的戏也无法再唱下去了。好在梁财神还有自知之明，他知难而退，在组阁不到一个月便告假出京，做了缩头乌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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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报战中，张作霖非但没有占得上风，反而屡次被吴佩孚用“爱国大义”这个独门暗器点中要害，不免有些恼羞成怒，要耍起胡子作风蛮干了。好在这时皖系也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护法政府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我的朋友，奉系和皖系及其孙中山革命党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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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总统徐世昌见这些武夫又要动刀动枪，不免有些着急，但他又没有什么实质性办法去约束这些人，只好请出北洋系的元老王士珍、鲍贵卿等人分别去奉天和保定劝导张作霖和曹锟两个大佬，请他们以黎民性命安危为重，不要再次大功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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