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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23日，在政变的当晚，孙岳下令放开城门，鹿钟麟部则大举进城，由于前面内应的士兵已经在各街道做指引，因而政变神不知鬼不觉，竟然未放一枪一弹。等到第二天早上，北京的居民起来一看，城中到处都是冯玉祥国民军的安民布告，街上的交通要道也站满了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色臂章的国民军士兵。而此时北京与外界的电报、电话早已被操练了多次的内应部队给切断，总统府的卫队被缴械，曹锟也被软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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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冯玉祥便赶回北京，会同胡景翼、孙岳成立了国民军，冯为第一军总司令，胡、孙为第二、三军总司令。随后，冯玉祥又派人前去逼迫曹锟下停战令并将吴佩孚本兼各职免去；另外，请曹锟自动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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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总统做得好好的，一夜之间遭此变故，也是惊诧莫名，特别是他听说孙岳、王承斌都反了，更是气得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当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与内阁总理颜惠庆去见曹锟的时候，曹锟口气仍旧非常强硬，连问：“子玉在哪？”并接着又说：“此次对奉作战，虽是子玉主张，但也是我同意的，要办子玉，就先办我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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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孙岳等人赶来并劝曹锟说：“公身安全，某等可以保证。停战为和平而发，不妨早下，至于吴佩孚，可以给予名义让他下台。”曹锟见大势已去，再争无益，只得对颜惠庆说：“责任内阁，一切可以负责办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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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战令和将吴佩孚解职的命令发布后，前线的吴佩孚还不敢相信，一再通电这是“伪诏”，企图负隅顽抗，但由于此时军心大乱，吴军大败，只得退守天津。就在这时，国民军又相继在杨村、廊坊一带将吴佩孚的原驻军击溃，而那些北上的直系援军也被山东督军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所阻，至此，吴佩孚的失败已经是无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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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在王承斌的劝说下，曹锟宣布辞职。曹锟怎么也没有想到，之前夺了黎元洪的印并扶他上台的王承斌今日竟然要他下台，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世事难料啊！而吴佩孚在得知曹锟下台消息后，也知道自己困守天津毫无用处，好在曹锟的人身安全已有保证，随后便于次日率残卒两千余人浮海南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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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孙中山北上遥遥无期，冯玉祥在与张作霖协商后决定推举段祺瑞出山收拾残局。在段祺瑞赴京之前，冯玉祥把黄郛推出来组织临时内阁作为过渡。黄郛的临时内阁寿命很短，不过却抓紧时间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下令将清逊帝溥仪驱逐出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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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鹿钟麟和临时内阁代表李石曾带着手枪队，拿着临时内阁签署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杀气腾腾的来到故宫，要求溥仪在修正书上签字，并限令两个小时内搬出紫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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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府大臣绍英见天降横祸，一时急得要命，他先走到李石曾的跟前说：“你不是大学士李鸿藻的公子吗，如何也帮着当局欺压清室呢？”见李石曾不理他，绍英又哆哆嗦嗦的走到鹿钟麟的面前哀求道：“你不是太傅鹿传麟的嗣子吗，如何对清室如此苦苦相逼？”鹿钟麟听得不耐烦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炸弹，往桌上重重一放，喝道：“要是再不搬出，我就要令景山上开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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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一般都是成功的，也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于是，溥仪等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当时国民军给溥仪等人预备了五辆汽车，由鹿钟麟亲自将他们送到溥仪的父亲、前清摄政王载沣居住的醇王府（北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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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溥仪下车后，鹿钟麟笑嘻嘻的上前跟逊帝握手，并问：“溥仪先生，你今后是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溥仪说：“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鹿钟麟听后松开溥仪的手，笑道：“好！那么我就保护你！”听到这里，周围的国民军士兵也都一齐鼓起掌来，中国至此终于没有合法的皇帝了……逊帝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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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冯玉祥将逊帝驱逐出紫禁城的举动固然是大快人心，且是他个人的长期愿望（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多次提及，特别是在反张勋复辟期间，如果没有段祺瑞的阻拦的话，他是要一直打到紫禁城的）。这本也不奇怪，革命党和皇帝一向是势不两立，岂容你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住在紫禁城享受假皇帝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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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的国际舆论却非法干涉我国内政，加上国内民众的觉悟太低，冯玉祥此举在当时竟是饱受批评。除了南方革命党对此大表赞赏外，其他如各国驻华公使均对此表示抗议，认为冯玉祥违背了民国之前所做的承诺，无视国际规则；而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名流也认为如此逼迫清室实属毫无必要，且有自毁诺言、毫无诚信、践踏法律之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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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么说，此时的北京完全在冯玉祥的控制之下，即使有人想帮溥仪，那也是无能为力的。溥仪被赶走了，冯玉祥将紫禁城封存清点，并预备作为博物馆进行开放，但紫禁城面积之大、藏物之多，并非一年半载所能完成，之间的种种变故甚至文物流失，难免瓜田李下，揪扯不清，冯玉祥也因此受到了当时舆论的误解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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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溥仪驱逐成紫禁城的另一个重要隐患是，给日本分裂中国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在驱逐事件发生后，日本人对溥仪的遭遇给予了高度的同情和异乎寻常的关注。后来，在日本军部的密谋下，溥仪逃到了日本使馆，随后又逃到天津日租界，并在日本人的卵翼下，于“九一八事变”后出任“伪满洲国”的执政，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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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后，冯玉祥虽然暂时控制了局势，但随着吴佩孚势力的崩溃和奉军的不断入关，如何收拾残局却非冯玉祥一人之力可以主导的。1924年11月10日，张作霖来到天津后，随即电邀冯玉祥来津商谈善后问题。在蔡家花园举行的会议上，张作霖、冯玉祥等人对拥戴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的问题达成一致。由此，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潜伏了近4年的北洋大佬段祺瑞被再次推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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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在直皖战争失败后，全家便搬到了天津过上了隐居的生活。蹊跷的是，老段突然开始吃斋念佛，每天早上起来，他第一件事便是在自家的佛堂焚香念经，从未间断。而且，老段在信佛之后，也开始改吃素食，除了自己养几只母鸡下蛋供应外，荤食一概不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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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并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老段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这些人说“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时，老段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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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后期，吴佩孚困守天津，据说段祺瑞给他送了封信，劝他来日方长，另做打算，不要做鱼死网破的无谓之举。用段公馆里的话来说，就是“老头儿眼看吴小鬼掉在井里头了，小辫提一提，给他指条明路”。最终，吴佩孚还是浮海南遁，临行前将遗弃的粮食、弹药等贴上封条，上面写着“移交段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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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到各方的邀请后，老段也未谦虚，他发表通电说：“我也是国民的一分子，如果中国舆论非要我出山不可，我也不会推辞奉公的机会，与南北各方共图时局的安定，这也是我作为国民的义务”……既然你冯、张假意曲承，我老段就姑且来个假戏真唱一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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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四年的潜伏和思考，段祺瑞对时局有了新的看法，他说：“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延长，自然应该打破一切现有制度，制定出一全新的政治新格局。现在总统、国务员、议员均四散，以前制度下的法律手续均已破坏，我们在收拾时局时，一切不必顾虑，唯以民意为基础，向重新建设共和国方向努力，舍此别无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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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段的话，颇费思量。在他看来，自辛亥革命后的民主共和尝试已经完全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内阁风波、国会风波、府院之争，这说明民国初年的关于“总统、内阁、国会”的构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无论是护国还是护法，抑或是称帝或者复辟，其实都是对帝制崩溃后制度紊乱的种种挽救，但都无一例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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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崩溃之后无帝制，但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制度却迟迟不能在实践中产生，辛亥革命党简单幼稚的移植西方制度，其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历史给中国人开了一个恶劣的玩笑，这其实也是年青的革命党们对中国传统制度、历史现状和具体国情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所导致。事实证明，在一个有着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传统的国度里，一个全新的制度构架并未经过严密的理论推导和反复的验证、未经对国民的充分教育普及并建立民众的基本共识便贸然出台实施，出现各种乱象必不可避免，失败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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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段祺瑞提出“打破一切现有制度，制定出一全新的政治新格局”，从思路上说是对的，但在局势一乱再乱的情况下，如何寻找出一条新的出路，这就是难上加难的大问题了。段祺瑞虽说“一切不必顾虑，唯以民意为基础，重新建设共和国”，但当时的民众依旧是混沌无知，政客们一贯的争权夺利，军阀依然用枪杆子说话……这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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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者已破，新者未立，收拾旧河山，再建新中国，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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