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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与张作霖、冯玉祥等人多次磋商，最后各方决定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临时执政充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种方案，其实是对过去十三年不成功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总结，因为从名义上看，临时执政虽然挂着“临时”二字，却不动声色将之前的总统及总理职权合二为一，不再会有之前的“府院之争”的烦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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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制”说白了就是一种变相的总统制，只不过比内阁制更加适应中国的国情而已。由于作为民意机构的国会已经被解散，而段祺瑞也无意恢复之前的国会，因为不管是第一届国会还是安福国会，都已经堕落为“贿选、猪仔”等可耻的代名词。老段这次不恢复国会，却无人表示反对，说明国会这个玩意在国人心中已毫无价值、毫无信任感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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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在民国初年的彻底失败，应引发国人更深层次的思考：任何制度构架，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理论设计和验证，没有取得国民的基本共识，没有建立在中国传统制度和具体国情细致分析之上的话，非但失败是必然的，弄得不好就是国家分裂、内战迭起，老百姓家破人亡。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单纯善良的指望引进西方民主制度便可使中国繁荣强盛，这不过是“一股就灵”、“一民主就灵”的幼稚简单之机械思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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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1月24日，已经是两鬓斑白的段祺瑞在铁狮子胡同（前清陆军部旧址）举行了就职仪式，正式就任为临时执政。上任之后，老段却接过了老对手黎元洪的“废督裁兵”政策。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起起伏伏之后，两人终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可惜的是，为什么这些强人们总是自己强大的时候便要推行“武力统一”，而非要等到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才会想起“废督裁兵”呢？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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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次，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却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作了表态，其他各省督军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啥区别，或者“军务善后督办”本就可以简称“督军”或者“督办”，原本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混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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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随后打出的另一张牌，则是邀请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召开“善后会议”，规划未来中国的制度构架和发展走向（最好能搞个宪法之类的）。但很不幸的是，在这节骨眼上，应邀北上参会的南方革命领袖孙中山却于1925年3月12日去世了，这不免给善后会议蒙上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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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初的历史可以预测，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很难取得效果。道理很简单，段搞这个会议并不是为了取得民众的共识，而是为了取得上层人物的共识而召开的，代表固然是少了许多，层次也上了好几个台阶，但矛盾呢？利益冲突呢？一样不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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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会议的重点议题“改革军制”，段执政想拿掉武夫们的军权，哪能这么容易呢？再说“整理财政”这项，中央想收回财政权，那地方上怎么会答应？所以善后会议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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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善后会议或者说国民大会的召开是需要枪杆子撑腰的，但枪杆子撑腰下又如何会有真正的民意大会呢，这显然是个悖论嘛。这个问题，以前的人解决不了，一个善后会议就可以解决了？不现实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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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170679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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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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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张宗昌大举南下，孙传芳五省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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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最早进入关内的，是负责进攻热河北路的第二军张宗昌部。说到张宗昌，文中曾多次提到过，趁此机会把他的来龙去脉说个明白。张宗昌，字效坤，1882年生于山东掖县，其父亲是个吹鼓手（农村婚庆丧仪中不可缺少的气氛制造者），因为家贫无计，张宗昌少年时便跟着别人闯了关东，曾在哈尔滨淘过金、修过铁路，也做过镖局的镖手。后来，张宗昌来到海参崴的华商总会中作了一名小协警，因为经常和俄警打交道，张宗昌学了一点简单的俄语，但千万别小看了这个细节，这在后来可是帮了他的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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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张宗昌身材高大魁梧（可与冯玉祥相媲美），为人行侠仗义，加上工作性质的缘故，因而很快便在海参崴的黑社会中崭露头角，而辛亥革命党也有不少是混黑社会的，因而张宗昌多多少少交到一些这样的朋友。武昌起义后，陈其美派人来海参崴招收革命义士，张宗昌也想投机一把，于是便代革命党招抚了一股土匪，随后坐俄国邮船到上海去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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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之前的约定，这批人到了上海之后，应该由这股土匪的头子出任团长，但不知张宗昌怎么七搞八搞的，最后自己当上了团长，而那个土匪头子只混了个营长，也不知道后来是不是为革命献身了还是怎么样，总之是默默无闻、未见记载，倒是张宗昌投机成功，由此顺风顺水，屡遇贵人，最终成就了民国的一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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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的时候，张宗昌的骑兵团在徐州与冯国璋、张勋等部激战，但他们的队伍毕竟不是专业出身，结果一战即溃，张宗昌失败之后便裹伤投降了冯国璋。冯国璋见张宗昌相貌体格皆属不凡，因而将之纳入并令他去收复旧部。由此，张宗昌便拜到了冯国璋的门下，后来还当上了江苏军官教导团的团长。在袁世凯称帝的末期，据说张宗昌收了有关方面的20万大洋，派部下陈国瑞数人到上海把曾经的老领导陈其美给干掉了（在黑道上，张宗昌和陈其美两人还属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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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后，张宗昌也跟着出任总统府的侍从武官。每次阅兵的时候，都是张宗昌身着笔挺的将校服，骑着马在前面做引导，因而也引起了总理段祺瑞的关注。湘鄂之战前，张宗昌奉命回江苏成立第六混成旅，后来被派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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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吴佩孚率军北撤后，张宗昌部退入江西时被江西督军陈光远缴械，张宗昌仅以身免。回京后，张宗昌结识了曹锟军官教导团的教官许琨，于是想通过他的关系去走曹锟的门路（此时老领导冯国璋已死）。这时，他与陆军部结算的20万军饷拿到手，于是便打了八个金寿星送给曹锟作寿礼，这在当时可谓是惊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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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性格随和，他收了金寿星后十分满意，加上许琨在旁边说好话，于是便答应将直皖战争中缴获的一批军械拨给张宗昌，让他组织一批人马。但是，张宗昌当时有枪无人，而后来吴佩孚得悉此事后又坚决反对，使得张宗昌借机复起的愿望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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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琨得知后，愤而对张宗昌说：“此处不留爷，自有养爷处，咱们走吧！”于是张宗昌便与许琨到关东投奔了张作霖。在最开始的时候，张宗昌并未受到重视，而他的旧部一两百人也都陆续到沈阳投奔了他，因而有一段时间张宗昌十分困窘。直到后来，张宗昌接受了一项剿匪的任务，张作霖给了他一些简陋武器，张宗昌带着他的旧部却抓住这次机会，一举端掉了近千人的土匪窝子，张作霖这才对张宗昌刮目相看，并有心要培养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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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随后便被任命为绥宁镇守使兼吉林防军第三混成旅旅长，而这时他的好运气又来了，当时中俄边境上涌来了很多俄国沙皇的溃兵，这些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愿意把武器交给张宗昌，只需折算一点遣散费即可。张宗昌由此获得了大批的俄国军械，并编成了一支500人的白俄军，也就是后来的铁甲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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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奉军的联合秋操中表现出色，张宗昌所部被改编为奉军第三混成旅，成为奉军的正规军，随后作为主力军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出战之前，张宗昌对部下说：“这回我们要是战胜了，毫无问题，什么都有……要是战败回来，奉天是不会养活闲人的，到时我们就找个山窝去落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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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的第三混成旅作为奉军第二军的前锋进攻热河北部，首先遭遇的是直系劲旅董政国部，在经过一番血战后，张宗昌迫其退却，并攻克冷口，奇袭滦州。而此时正好冯玉祥倒戈，直军一片混乱，张宗昌趁机挥兵追击，并大肆收编溃散的直军，其部队一下就膨胀了七八倍，成为奉军中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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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军总司令李景林部一直躲在张宗昌的背后，他们在听说张宗昌攻陷滦州、直军大溃后，也急忙兼程赶来抢夺战利品，一天一夜竟然走了400里。最后，李景林反后来者居上，自己做上了直隶的军务督办。李景林跟随张作霖多年，他当直隶督办自然没有问题，但另一个人就不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