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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言善哭的黄学典从此成了小政治明星，不断地登台讲演，参加示威游行。长大后，他先后赴日本和美国留学，并成为国民党高级干部，国民党战败赴台后，他担任过“内政部长”、“考选部长”、“教育部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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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学典哭完后，另一李姓小学生登台，倡议在全省各地成立小学生保路同志会，并且动员孩子们捐款，“初等学堂人日助一钱，高等学堂日助二钱，果全川童子人人一钱，以人数二千万计之，每日可集钱二千万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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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公甫冲上台，抱住了这孩子，痛哭着向全场说：“我辈所以争路争爱国者，皆为此辈小兄弟计也。今小兄弟等热诚惨苦有如此，吾辈焉得不痛。”“台下万众无不痛哭失声，在场之兵，在场之巡警，均莫不痛哭。兵中有攘臂且喊曰：‘我亦四川人！我亦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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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痛哭流涕地要孩子们为将来而多保重，四川保路同志会似乎并不想真正取消这个附庸于自己门下的少儿组织。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和冲突的不断加剧，在越来越激烈的请愿活动中，小学生们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一种宣传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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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同志会居然动员了200多名孩子，捧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游行到总督府门前，集体下跪，放声大哭。在他们提交给四川总督赵尔丰要求代奏中央政府的信中，虽然总是不断地强调自己“三尺童子”、“髫龄孺子”、“乳臭小儿”等，却通篇都是老道的公文口气，而且文采斐然，开头便是“窃惟钓者何爱鱼儿投饵、猎者何乐兽而设阱、外人何德我儿借款修路，此三尺童子皆知为诱我者，岂堂堂部臣如盛宣怀等，尚不知诱我，而借重以修路耶？殆自私之一念误之耳”，语气分寸拿捏得十分老到，绝不可能出自小学生之笔。其后就是同志会的老套路，极言借款修路将亡国灭种，自诩为“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蓄项血以杜奸党之谋”，要求皇上乾纲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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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各校宣布罢课，到了9月2日，在同志会的统筹下，成都全体学界成立了同志会，而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学生联合会”成立会议上，学生们有的建议联络学生军，有的建议应当永久罢课，闹哄哄的，很多问题无法议决，能一致通过的就是罢课、退学、还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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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之大，终于容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仇恨、不妥协的极端政治的种子，在新一代人的心里扎根、萌芽，并且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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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第六章 豆豉暗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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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公开的暗杀令从四川传到了北京，震惊中央政府，暗杀对象是内阁侍读大学士甘大璋。钱权两空是川汉高层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暗杀令的背后，局势日渐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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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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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甘大璋发出暗杀令的恐怖组织是旅居省城成都的潼川同乡会，其成员则是甘大璋的乡亲们。这个人数不详、成立年份不详的同乡会宣布甘大璋为卖国贼，声称要“削其属籍，掘其祖坟，系其妻孥，倾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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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川（今绵阳三台县）是川中重镇，在遍地辣椒、花椒的四川，此地却以清香鲜美、滋润化渣的豆豉出名，“潼川豆豉保宁醋，荣隆二昌出夏布”，潼川豆豉是川中一大特产。在既得利益者煽动和裹挟着民众大闹保路运动的1911年，整个四川成了一锅只有麻辣、只允许麻辣的滚烫火锅。在很多人看来，潼川豆豉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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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只是因为甘大璋给朝廷送了一盘“潼川豆豉”——他建议中央政府全面接收川汉铁路公司高达700万两的余款，将川路公司用款换发国家铁路股票。对川省、川民、川路而言，这盘“豆豉”不仅可口，而且营养价值极高，但对于地方既得利益者们而言，这就是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决心毁灭这盘不识时务的“豆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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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向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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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到中央政府的相关文件后，川路公司的高层就将工作重点放在了争款之上，争取从中央政府获得最好的补偿，将手中的烂果子卖个高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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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商们的争款其实有两层诉求：一是款项补偿的范围，他们要求中央政府认可、接受并完全补偿川路公司的所有开支，包括其在上海违规炒股造成的近300万两巨额亏损；二是补偿款的管理权限，他们要求所有补偿款及川路公司节余的700万两现金，仍归自己全权管理，另组团队，开发四川的其他公共设施。这两层诉求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有钱无权或有权无钱都不是他们乐意看到的，而钱权两空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甘大璋提交给朝廷的建议，就是从根子里同时剥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钱和权，踢中了他们的命根子，也难怪他们要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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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宣布的川路国有方案于情于理都相当优厚。川路公司筹备多年，只有宜昌－万县段已经开工，且进展缓慢，其已经开支的400多万两，一律换发国家保利股票；浮冒、浪费巨大的各项办公经费等，清查后鉴别剔除，可以换发国家无利股票；至于公司账上未投入施工之用的700多万两存款，中央政府并没有宣布接收，而是由川路公司自行决定，既可以入股国有铁路公司，换取国家保利股票，也可以自行管理，用于川省其他公共事业建设（但需等待股东大会投票决议）。只有对上海违规炒股的巨额亏损，中央坚决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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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条件，地方的既得利益者们不买账。他们借口中央政府对外签订的四国银行借款合同丧失利权，高举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大旗，试图争取更好的补偿条件，由中央政府承担那300万两炒股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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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国的名义之外，保路派们还充分挑动省籍情绪，说中央政府在补偿条件上“优于湘、粤，独薄于四川”，“侮辱川人甚”，《西顾报》社论甚至宣称：“惟川人之性质，向以怯懦闻，政府之对于川人，亦以其易与也，凡事非强施压力，即淡漠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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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老外都看出了这些“爱国者”们醉翁之意所在。英国驻重庆代理领事布朗向驻北京公使及伦敦外交部报告，川路股东们其实并不担心引进外资、且以岁入担保，他们只是为了“尽量获得政府的让步起见，决意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他们要求取消借款，并将铁路交还给该省办理，这项要求被提出来作为双方妥协的基础”。这其实就是漫天要价的老套路，指望着政府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至于就地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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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长期为张之洞担任铁路顾问的日本专家原口要也敏锐地看到，只因政府无法承担那些“不是用于修铁路的钱款”，“由此惹起不满及反对，大暴乱就是以此为契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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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后，美国著名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认为：“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士绅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隐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辞藻中暗示出来的。不出所料，在湖南和湖北也听到了类似的辞藻，但是在后面这两个省内，没有人丢失一文钱财，辞藻还是辞藻，并未见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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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不久后资政院在弹劾盛宣怀，甚至要将他处死的奏折中，也承认：“川乱之起，其大半原因，即以该部（邮传部）奏定仅给实用工料之款，又将施典章等所亏倒数百万弃置不顾，此实激动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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