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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是想请周善培拜访下谘议局议长、保路运动的幕后主谋蒲殿俊，代为解释一下他的苦衷。周善培无奈，只好赶到蒲家。蒲殿俊还高卧未起，听了之后，很生气地指责赵尔丰：“他对会众要面子，答应代发；现在不肯代发，却给我穿小鞋。当众答应的事，还是请他当众去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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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培赶紧劝：“你们不要他替你们对政府做个桥梁，也可强迫他代发出去；如果要这桥梁，就得把他的身子让开。”最后，两人花了一个多小时，删除了一些内容，赵尔丰也就同意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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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路派们并未就此罢休。8月9日，股东会又是一致怒斥卖国贼盛宣怀、端方，“藉李稷勋一身为媒介，遂悍然移川路事权于邮传部及督办大臣之手”，仍决议请赵尔丰代奏。与会的谘议局副议长罗纶反对，认为请赵尔丰代奏弹劾盛宣怀，会令赵难堪。没想到，罗纶本人立即成为股东们的攻击对象，“谓罗纶如萎缩不前，当以激烈手段对付也”。罗纶无奈，只好去求赵尔丰，没料到赵尔丰又痛快答应了。此时，赵尔丰已经基本按照王人文的路数在走，只要保路运动不影响四川稳定，他就不会采取对抗措施，这背后除了他自己对形势的判断外，还多少有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当年在藏边英气勃勃的“赵将军”，此时已经完全蜕化为一个只求平安降落的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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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大员的不作为，令川路与朝廷的对抗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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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股东会通过决议，要求川路继续商办。这等于彻底否决了朝廷的国策，朝廷所定的“买断”或“合股”两个办法，一个也没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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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同志会例会上开始组建纠察队，要对付风闻中的砸场者，以牙还牙。砸场者没有出现，同志会却开始设立保卫部门。就在这次会上，同志们决定集体欢送王人文，“欢声雷动，皆谓以我保路同志会送‘国之爱国者’，非以四川绅士送川省大官也”。同时还决议将同志会名单送一份给端方，他如要抓人就全抓，“有一人不到者，非四川爱国血男子”。会场上“有痛哭陈词者，捶胸顿足慷慨请死者”，一片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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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的幕僚周祖佑在近距离观察后，认为保路运动就是由邓孝可等一帮“劣绅”煽动、“学界中无知年少者随声附和”的盲动。他进行了深入调查，认为“正绅”和一般的百姓都为取消了租股的仁政而高兴，根本不可能去掺和。保路同志会号称人数有好几万，但都是虚张声势，每次开会时，同志会要求一切来宾包括随行的轿夫等都必须签名，然后当做会员统计进去。“更可恨者，川省向有哥老会匪，党羽甚众，历经大吏惩治，近年多已敛迹。乃因此次各州县协会一开，一般会匪死灰复燃，争赴协会书名。现假协议名目，煽惑滋事，其祸尚小，诚恐将来愈聚愈多众，贻患滋大，实与川省人民治安大有关系”。应该说，周祖佑的观察并不偏差，保路运动后来果然被会党所操纵，而成为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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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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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同志会的宣传中也逐渐开始出现了血腥味。同志会的赴京代表刘声元从北京写公开信给股东们，明确希望大家学习同志会的“烈士”郭树青不惜以死相争，而不能学习湖北张伯勋（就是向杨度发出追杀令的那位）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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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郭树青就是川路公司及保路同志会精心制造出来的一个英雄典型。同志会的机关报《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曾先后给出了有关他死亡的三种不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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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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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时间：1911年6月23日（农历五月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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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原因：投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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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地点：成都东御河街庄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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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病原因：“闻盛宣怀卖路事，愤极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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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过程：“二十八夜，出大厅且哭且呼曰：‘吾辈今处亡国时代，幸我蜀同志诸君具热诚，力争破约保路，但恐龙头蛇尾，吾当先死以坚诸君之志。’当郭君大声疾呼时，厅前人咸以为病愤语，未之怪也。后二日郭君竟不见，六月初一日晨，寓中厨役突见井中一人浮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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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书：未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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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二修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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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病原因：“五月某日，应法官养成所考试，步至省，遂病，常住寓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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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过程：“前月二十三日，友有举盛宣怀卖国事详细以告者，烈士闻之，连以手捶胸，顿足大号，语不成声。由是病越剧，对人、独居皆涕泣，常愤恨曰：‘卖国奴，竟无杀尔者乎？予病甚，可奈何！’对同居语及同志会，则欢呼；及盛则大詈；恐同志会不能贯彻，则大忧。二十八夜乃有厅前大呼事。”（之后同版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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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书：“初一晨，厨役发现其遗同志会书，录如下：‘同志会诸君鉴：破约保路，关系全国存亡，所虑者死志不决，虎头蛇尾，吾国危矣！青请先死，以为坚诸君之志。树青临命留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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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三继续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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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时间：1911年6月24日（农历五月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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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病原因：到成都后参加了保路同志会第一次大会。“归而瞑目卧，似有所失者。同人疑其病，劝之药，曰：‘我何病，病在天下人心耳！’”三天后，还在与友畅谈同志会大计，再“越三日而狂，时嘻嘻有喜容，若甚自得者；俄而号啕之声大作。烈士窃知人之议其狂，哗辩曰：‘我不狂，狂者天下人也！’后二日不出一语，食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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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过程：“五月二十九日夜，烈士翔中庭约半时，同人尤谓其强步如平日，不之异也。既之溲所，久不至，遍觅之，得之井中，已僵，不可救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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