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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书：“六月初四日，其家人检烈士衣物，得绝命前手书，一云……（之后与版本二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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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洋数千万字的四川保路运动史料中，这是极少数具体而微的“先进人物”事迹报道，吊诡的是，三个不同的版本却充满了矛盾：郭树青究竟是病故，自尽，还是因病恍惚而不慎落井？如果是自尽，究竟是因贫病交加而寻短见，还是为唤醒民众而自我牺牲？其病因究竟是“闻盛宣怀卖路事，愤极大病”，还是“应法官养成所考试，步至省，遂病”？这都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疑惑和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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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佐证的是，郭树青所参加的法官养成所考试，在新任司法厅厅长（提法司）周善培的严格要求下，淘汰率超高，导致80％的考生被淘汰而深受刺激，其中完全可能包括郭某。法官养成所是根据中央政府指示而进行的改革大政之一，在法部的统一安排下进行。前任提法司江毓岷开始主办，由全川142个州县各保送学生8人，共1100人。开课后，谘议局发现，“各州县报送学生有差役讼棍、地痞、烟馆堂倌，品类甚杂，法司不予甄别，全部收录，毕业后派充地方法官必为地方之害”，要求政府“严行甄别”。但江毓岷退休在即，根本就不想管。直到7月份周善培接任，在谘议局再三督促下，他就给这1100多人安排了一场考试，结果大吃一惊：交白卷一字未写的有500多人，只写了两三行字的有400多人，勉强留下了240人，其他的全部淘汰。据周善培回忆录，这些被淘汰的人几乎都进了各州县的保路同志会，这也在日后造成他这个保路运动的同情者及幕后主导者却被保路派们当做了“人民的敌人”，甚至名列赵尔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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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青死在客栈之中，显然他并未被录取为法官学员，则他完全可能是交白卷者之一。果真如此，他那份政治觉悟奇高而且毫无旁证的“遗书”，又是出自谁人的手笔？他果真是为保路运动而愤激成疾乃至自尽捐躯，还是受刺激于被法官养成所淘汰且贫病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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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充满了激情和慷慨的数千万字的保路运动史料中，这样的问号可以从头勾到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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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罢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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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去世两年多的光绪皇帝，活着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在一夜之间会成为成都罢市的总指挥。保路派们动员了近百小学生，抱着光绪皇帝灵牌，一路游行到总督府请愿，哭声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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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8月25日，成都城内三万多民户，家家大门上都贴了一张黄纸，上写“光绪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十个大字，取代了原先秦琼和尉迟恭的门神位置。在神位两旁，则是“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列小字，都是从上谕中摘出来的光绪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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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要街道上，人们兴奋地扎着“圣位台”，用黄纸、竹片和浆糊为光绪皇帝搭灵台。大小官员和行人，经过任何一个“圣位台”都必须下马下轿，鞠躬行礼后才能前进。成都一下子成了一个“步行城”，令平时从无机会骑马乘轿的底层百姓们大为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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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一天的晚上，全城就响彻了军队跑步前进的整齐步伐声、口令声和枪刺枪托的撞击声。来自陆军六十七标（团）、六十八标（团）及巡防第一营、第四营的军警，荷枪实弹，上了刺刀，布满了成都主要街道及政府机构、外国领事馆、教堂等重要场所。本地媒体感慨，这是成都200多年来首次经历这种紧张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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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市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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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从前天（8月23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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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向总公司转来了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的电文，中央政府明确宣布，根据川路公司章程，重大变更必须由政府决定。先前因李稷勋“擅自”与政府合作而宣布罢免其职务的股东会决议被政府否决，李稷勋留任宜昌分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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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本是初一，股东会休会，但是保路派们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大会。上午10点，数百名与会的股东代表们都被召集到了川路公司的会堂。股东会会长颜楷向大家通报了政府的态度。吊诡的是，这么重要的情况，他居然并未宣读政府的电文原稿，而是“约忆重要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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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路仍支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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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对国有的是“少年喜事之人，并非公正绅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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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求川督用严厉手段对付非法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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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从政府电文中断章取义的传达是十分片面的，尤其是第一条，宜昌路段“不停工”、“在交接前继续动用川款”及“交接时通盘核算”，这是一个完整的方案，动用川款只是在交接前维持运转的正常手段，与“夺款”毫不相关。但是，股东会高层却故意传递了一个不完整的信息，补偿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了，最终被全体股东误读成政府不仅“夺路”，而且“劫款”，甚至还把所有反对者污为滋事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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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完全失真的信息传递当场就引爆了群众的情绪。“会场一片哭声、喊声、骂声、捶胸顿足声、演说声、纠察整饬秩序声……时有拍案大哭，致推翻几案者数起。有茶碗破裂声、几案倒声，满场热焰欲烧。”在这种情绪下，有人高喊罢市、抗税。股东们普遍认为，两任总督王人文、赵尔丰等都先后为川路公司代奏，而中央政府依然不听，只相信远在北京的盛宣怀及武昌的端方、瑞澂，已经无法再依靠政府，必须靠自己的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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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之后，会议在下午2点继续进行，依然是人山人海，把会场挤得满满当当，“哭喊叫号声亦如午前”。多数人“欲上督院匍匐陈明我等罢市、罢课、罢捐之举动”。此时，攻击的矛头依然是“荧惑朝廷”的“盛奴”，而非“我等爱戴之赵制军（总督）”。罗纶、邓孝可等人担心人多反而误事，便提出只派代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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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股东会上的风声早已传出，街面恐慌，已经有店铺开始关闭。与会者催促主持人赶紧散会，众人还没散尽，街道上的店铺已经关闭了一大半了。当天，米的价格就飙升到了1500文一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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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作代表的罗纶、邓孝可等到达总督府门前，正好碰上谈话出来的会长颜楷等，几人便又一同面见赵尔丰。赵尔丰对罢市的举动很不满意，认为为了抗议邮传部而在四川罢市，是风马牛不相及，而如果为了抗议川督而罢市，他自问没有对不起川人之事。他说：“四川争路，本很文明，因此王护督和我都帮助致电政府。现在闹到这个地步，还能说文明吗？欲得日后的事好办，须得本日仍旧开市。”代表们也只能表示回去再劝说大家，并且强调罢市毕竟不是暴动，还请大帅理解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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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总督府后，几个领导人便邀请各街道的同志会负责人当晚开会。而根据提法司周善培的回忆，会议其实是由他布置巡警道徐樾与川路公司共同召集的，与会者是各街道的负责干部（街正），会议力图统一大家对当前局势的认识，即先保住秩序不乱，再想法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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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于晚上9点在川路公司召开，来了好几百人。先请藩司尹良讲话，他坚辞了，又请巡警道徐樾讲话，他也怕说错，不肯讲。最后只好周善培代表政府讲话，毕竟街正制度是在他5年前担任巡警道是建立的，街正们一大半都和他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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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培讲了40多分钟，说罢市会造成民生艰难，罢市本是为了争取同情，但很容易被人趁机利用，因此维护好秩序是第一位的。他建议还是要紧紧依靠街正们，再由各街公举几位公正明白人担任纠察，配合街正。街上出现暴动者时，大家应该立即报请街正出面劝阻，如果不听，再采取强制措施；巡警退居二线，即使巡警发现暴动者，也必须先请街正劝阻，无效时再动用警力强制执行。众人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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