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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说卖官不好，朝廷就下令停了。早期捐官只是虚衔，给个级别，给个政治待遇而已，到公堂不必下跪，不会被脱了裤子打板子。但后来就开始卖实职，那就成了生意了，买官不是富豪们的业余爱好，而成了将本求利的生意，负面作用就很大。政改开始，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一刀切，把这个给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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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葫芦起了瓢。科举和捐纳两条路都停了，一大堆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下岗失业，郁闷在胸，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幸好此时要建有文化的军队，新老文人都很欢迎，这群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就又握上了枪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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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社会的失控，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太猛了，改革力度过大，实际成了革命，改革代价的承受者们就成了社会的离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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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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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改革最终失败，演变成了革命，乃至绵绵不绝的革命。这样的结局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辛亥革命十分伟大，因为它居然在王朝崩溃的废墟上实现了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意识，如同项羽看到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就觉得做男人应该像他那样，要取而代之。在环境允许的时候，特别是晚清改革之际，政治宽容度是很大的，很多人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这种欲望不像西方那种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以后，它有边际。这种欲望是没有边际的，它是建立在你死我活的基础上，它是踩着别人的尸体、鲜血，至少是肩膀上，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它就会导致不断地折腾、喊口号，大家是跟着行情在变——这会儿流行宪政我们就拼命喊宪政，共和又时髦就拼命喊共和，都在变。万变不离其宗，以知识分子为主，核心的目的就是夺权，我来坐皇位，我来坐领导者的位置，我坐了是不是比他做得好，那是下一步的事，等我坐上再说。到我上去一看，哎呀，好像是比较困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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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被革命中断后，就开始鹿鼎记。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解决政权归属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主要，但更重要的是民生问题。什么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这些问题不是靠革命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革命就能消除的，最后还得靠改革，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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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附录二 天杀的公司——大清另类出轨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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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政治口号如同股票行情般不可捉摸的年代，在一个全民追逐搞定而不是契约的国度，“公司”怎么可能奢望成为一种力量呢？它似乎被诅咒了一般，在权欲的泥潭挣扎偷欢，展示的只有猥琐而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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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上海风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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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商人刘立川的率领下，小刀会联合本地的天地会，发动武装暴动，攻占上海县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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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声过后，上海的外商们惊喜地发现：大清海关不见了，没人征税了。但是，一个英国“憨大”（上海话“傻瓜”）却站出来，终结了英国商人的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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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憨大”就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中国教科书上著名的“帝国主义急先锋”。阿礼国表示，作为英国外交官，自己的使命除了维护英商合法权益外，还要督促英国臣民按时缴纳中国政府的正当捐税。他宣布，即使中国政府逃跑了，外商向中国缴纳关税的“庄严义务”并没有消失，因此英商必须向领事馆缴存一份保证书，保证将来大清政府收复失地后，必须缴付完结各种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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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商在中国的关税本由大清政府指定的外贸公司（即“公行”，如著名的十三行）担保。当时，大清海关实行承包经营，关税包干，因此权力寻租的空间十分宽广，外商在“内商”们的导航下，走私猖獗，海关官员也成为清政府最有油水的肥缺。鸦片战争后，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的市场，却也给自己揽了一个义务：为本国商人担保关税。不平等条约中的这一制度设计，实质上令西方政府承担了遏制本国商人走私的条约义务和道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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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条约的过程中，英国外交官们发现，对于大清官员和外国奸商而言，一个腐败而低效的海关是他们共同的天堂。英国官员要求改革海关、提高效能的呼声，受到了内外的一致抵制：英商们打着贸易公平的旗号，向那些大肆走私的非条约国看齐，认为自己的守法成本过于高昂；而大清干部们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盾牌掩护下，抵挡着“洋鬼子们”对低效、腐败却“主权在我”的海关体制进行的任何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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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英国商船走私商品，比如“玛利·伍德女士”号和“约翰·德格代尔”号，连中国海关都十分默契地睁只眼闭只眼了，“迂腐”的阿礼国却非要照章办事，对这两条商船进行了处罚，引发中外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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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阿礼国还要为这个丢下黎民百姓而逃之夭夭的大清政府代收关税。那些没有和大清缔结条约的国家，比如奥地利、葡萄牙、泰国、普鲁士等可以放开了大肆走私，英国商人却要乖乖地缴纳关税，无疑在成本方面大为吃亏。英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刚开始还抱着“相信政府，相信法制”的态度，不仅自觉提交保证书，还积极检举揭发走私商船。可是，大英帝国再算是“强龙”，也毕竟不能替代“地头蛇”大清政府，对别国走私商人采取任何行动。自己的领事“里通中国”，英商们便只好“下有对策”，一边和其他非条约国家的商人联手，把一度值得骄傲的米字旗藏一藏，借用人家的旗帜暗渡陈仓；另一边，则合起伙来向远在伦敦政府机构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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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人们的持续上访下，英国政府终于表态：领事们的行为越权，“可能会损害到中国的主权”。因此，商人们签署的关税保证书一律作废。英商欢声雷动，阿礼国弄得里外不是人，但只是灰心却未死心，在他的高压下，清政府终于同意由英、法、美三国领事馆派员“代收”关税，中国海关的走私现象在洋干部们的管理下得到了有效控制，“丧权辱国”的海关也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最为稳定、坚实的财力支撑，并成为大清帝国最为廉洁高效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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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大动乱给西方公司提供的绝好机会，当然不只限于上海走私，而且还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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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长江航线上原有的华商船只难以营运，不是被官军抢，就是被“长毛”劫。风险成本上升后，上海到汉口之间的货运价格飙升到单程每吨25两，客运则单程每人75两，船只能够安全往返一次即“足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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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怕官军，也不怕“长毛”的，只有洋人。精明的英国人敏锐地看到了巨大商机，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联合英国远东舰队，组织本国商人，由舰队司令贺布（James Hope）、代理领事官巴夏礼（H. S. Parkes）亲自率领，在全副武装的军舰护航下，冒着纷飞的战火，实地考察航线及战争进展。美国也不甘落后，派遣军舰带着商人们一头扎进了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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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争夺长江航运市场的商战在西方公司之间爆发，而谁也没有想到，这居然就成为中国人进入“公司化生存”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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