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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夺长江航运市场的速度赛中，美国公司最终拔得头筹，而其秘诀在于动员华商附股。1861年1月，美商琼记洋行引进的“火箭”号轮船在上海正式开航，揭开了长江航运市场国际化的序幕。这艘载重量为678吨的客货明轮，造价共10万两，其中华商投资1万两，占了10％。琼记洋行率先开拓了这条航线，获利极其丰厚，当年盈利高达14.8万两，超出成本近50％。因此该公司在第二年就又提出一个就地筹资80万两白银开办轮船公司的宏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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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另一家美国公司旗昌洋行也向华资敞开了大门。根据旗昌洋行测算，如果在上海和汉口之间配备3艘轮船，每周开行两次定期航班，这条航线年利润可达34.2万两。他们将筹款的目标定为100万两，而华商则贡献了其中一半以上的资本金。旗昌在1862年3月27日正式挂旗营业后，迅速成为长江航线的龙头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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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片般的订单从上海飞向了世界各地的造船厂，长江航线已然成为世界航运市场的焦点，后来长江上飘扬起20多家外商的旗号，时人感慨道：“看来好像一个商人的名誉还有某些缺欠，除非他拥有一两艘轮船供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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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的云雨之中，中国资本第一次在各色西方国旗的掩护下，体会着“公司”带来的全新快感。中外资本都明白，对方是自己心仪已久的对象，从悄悄牵手开始，双方进入了如胶似漆的热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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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文化、习俗、法律完全不同的大清市场，西方公司不仅需要中方伙伴协助处理那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市场“显规则”和潜规则，而且也需要吸纳本地的资金，以保持拓展业务的速度。相比从境外募集并引入资金，本地资金更加便捷，通过买办向中国的钱庄借贷周转，成为在华西方公司的常用手段，甚至成为西方公司在华运作的主要资金来源。而拥有华人股东，是解决融资问题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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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火一时的长江航运业，几十家打着外资旗号的轮船公司中，只有英国太古洋行旗下的才是纯粹的外资，它从伦敦金融市场募集到了36万英镑（约97万两白银）。1862年～1873年，在上海注册的外资轮船公司主要有旗昌（美资）、公正（英资）、北清（英资）、太古（英资）、华海（英资），实收资本金共为255.9万两，而华商在其中占到了20％，即50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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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清国洋务运动的推进，这种打着外资旗号的中外合资更为红火，从航运业扩展到纺纱、缫丝、煤气、电灯等每个工业部门。华资的比重不断上升，在琼记洋行、上海自来水公司中都占到了一半以上，而在大东惠通银行和中国玻璃公司中竟高达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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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实力雄厚的华商，已经成为这些外资公司的个人大股东或进入了董事会。华商资本之所以向西方公司积极投怀送抱，其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利益。绝大多数外资公司都取得了很好的经营业绩。如经营长江货运保险的保家水火保险公司，1863年由祥泰、履泰、太平、沙逊、汇隆等五家英商公司在上海合资组建，它的股东不仅可得10％的年股息，还可以得到60％～80％的年红利，以至于公司最后不得不规定：只有那些能为公司拉来更多保险业务的人才能申请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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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资怡和洋行1866年创立的香港火烛保险公司，注册资金为2万美金，每年赢利就相当于股本的50％，股票增值曾达到过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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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轮船公司等，虽然不能如保险业那样获得暴利，但利润不仅高，而且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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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华商附股在利益之外更想找个可靠的肩膀和怀抱。作为内部人的郑观应就曾指出，华商之所以“久以资附洋贾”，一是因为“华商创始，不得其人，官亦不为提倡”，二是因为“归官创办，不能昭大信而服商人”。这其中，在士农工商中排名最低的商人得不到公权力及法律的有效保护，是导致他们投奔西方公司怀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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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旗昌轮船公司。1877年3月1日，大清国资企业轮船招商局正式兼并了美资旗昌轮船公司。但是，旗昌轮船公司的华人股东们抗拒回到祖国怀抱，公然另组一家轮船公司，注册为美国公司，继续扛起星条旗，目的就是躲避大清国公权力的盘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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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公权对私权无度猎杀的环境下，一身洋皮就等于是一层铠甲，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盘剥。对于挂靠在自己旗下的中国小弟们，洋大哥总是很讲义气，甚至不惜动用外交乃至军事压力维护自己的小弟。几乎是工商业天敌的大清国公权力，在洋皮面前立即疲软萎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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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洋皮还能获利：大清国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首先就体现在税收上，面对内地的层层关卡，缴纳了海关税的外企货物便能一路畅行，而民营企业就必须见庙烧香、逢山拜佛，留下重重买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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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商附股的实践来看，真正吸引中国资本的是外资公司在大清国至少能够平等地面对官府，外资公司中的华商资本能够有效摆脱国内腐败官僚的控制，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和领域（比如外企），才能获得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中资未必是真的与外资情投意合，但至少在外资的怀抱中可以躲避作为中资惯常所遭遇的“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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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诡的是，这一切都来自坚船利炮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所谓公司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完善与优越其实根本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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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资与外资眉来眼去，投怀送抱，当然不是大清国的“爱国者”所乐见的。爱国者中的一部分想动用家规族法，拆散这种“跨国婚姻”，但奈何力不如人，只能干瞪眼。而另一部分人则看到了公司制在大清国救亡图存中的伟大作用，决心起而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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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清国情总是太强悍了。很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新生事物，到了大清国手里，都只能成为具有大清特色的变种，这样才能被勉强地接受。而在这过程中，那新生事物除了一个名字，早已被彻头彻尾地异化了。公司也摆脱不了这一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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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倡议公司制的是美籍华人容闳，他是大清国的第一位海归。1867年，容闳建议江苏巡抚丁日昌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他还以西欧股份企业管理的方法为模式，亲自撰写了公司章程。这是中国人创办公司的第一个章程，对公司的经营方针、经营范围、经营规模、股票的发行、股息的分配、股东的权利以及经营人员的产生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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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国际惯例却没有配套的融资渠道和法制环境。中国传统的集资办法是通过熟人网络进行融资，并没有法律层面的结算信用制度保障，一旦发生合约纠纷，很难获得公平的法律保障而且只能在小范围“流通”的信用，也难以聚集起现代工商业需要的大量资本。在这样的势禁形格下，依然需要政府出来做“老娘舅”，以公权力为后盾，提供信用的交易平台和监督机制。大清政府显然也没有做好放手发展自由经济的任何准备，他们更为担心公司这种“群众集会”的控制问题。在种种制约下，大清国牵手公司制，走的是一条“官督商办”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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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将此种官督商办称为“集盐务、西方式的股份公司以及中国传统的合伙商号等特点之大成的形式”。官督商办真是有光荣传统的，从明代开始便运用于食盐的销售。李鸿章对这个装着新酒的旧瓶是如此解释的：“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于官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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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督商办的第一家公司，就是李鸿章在1872年建立的轮船招商局。之后，即使出现了官办、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各种不同形式，政府的公权力始终如同一个严父、一个保姆、一个工头或者一个总担心妻子出轨的丈夫一般如影相随，在各种各样的公司后头管理和指导（或者说干预与骚扰），这是之后形形色色的官府始终坚持不渝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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