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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眉（1854—1915），比孙中山大12岁。他的少年时代也是在广东农村的劳动生活中度过的。15岁时，就到邻村的地主家做长工。1871年，因为家里的生活困难，应夏威夷政府的招募，出国赴檀香山做华工。起初，在菜园中、在农牧场里做雇工。过了几年，又到夏威夷群岛五大岛之一的茂宜岛去垦荒耕种。经过不懈的努力，他逐渐发展成一个华侨资本家，自己开办了牧场、商店，兼营酿酒、伐木等业，以至有“茂宜王”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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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檀香山华侨、兴中会的第一批会员郑照言说：孙眉“自有大牧场，领地六千英亩。其中畜牛、马、猪、鸡、火鸡等牲口数万头。场地有山林，有平原。工人逾千，华人土人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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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境遇在1878年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个改变他的人就是他的长兄孙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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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也就是孙中山12岁那年，孙眉派人把他母亲和孙中山接到檀香山居住。同年，孙眉寄回的侨汇逐渐成为孙家经济的主要来源。父亲不再当更夫，有时甚至还雇工从事耕种。从这年起，孙中山家庭的经济状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开始时，孙中山在孙眉的店中帮助店务。不久，孙眉把他送进了火奴鲁鲁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College Honolulu）学习英文。该校系英国圣公会史泰利主教（Bishop Staley）于 1862年创立，1872年由韦礼士主教（Bishop Willis）接办。韦礼士为了让该校的中国学生皈依上帝，有计划地安排了一些宗教课程。很快，孙中山对基督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除了平日功课外，在校亦热衷于读圣经及参与宗教活动，并且准备受洗入教。这件事，让孙眉大动肝火。孙眉认为：只有中国的教化最好，除了中国的教化以外，无论什么教，都是不正派，都要反对的。于是，1883年，孙中山被遣返回了翠亨村老家。不过，在檀香山的这几年经历，对孙中山的影响十分巨大，特别是西校的教学方法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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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两校，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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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改良祖国”的愿望在他随后的年月里越发强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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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后，他向农民们宣传说：“你们的衙门给你们干什么事呢？”“这天子的朝廷这样地腐败，你们不要和他的官员有所交涉。”“你们知道，道路桥梁由你们自己建造，学校由你们自己维持，比让满清人来替你们建造，替你们维持，费要省得多哩！”“你们每村应该利用这些市场，那么每个村庄与别个村庄的交接可以得到益处。”“你们为什么不觉醒起来！记忆着，人们只有靠着结合的力量，才能够改善他们的地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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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孙中山还积极投身到改良乡政的活动中去。他的一些意见，如改修道路、在街上点夜灯、夜间巡逻等被采纳。同时，孙中山还经常向村民讲述在夏威夷的所见所闻，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时候，他的反清意识已经开始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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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陆文祥在《孙中山先生在翠亨》一文中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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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回家后，我们这群小孩很喜欢和他接近，听他讲述些异域风光，我们甚觉有趣，他又编造一套为我们最爱玩的“走兵马”游戏。中山先生当时已是青年，但仍很天真，他要当我们的指挥官，把我们这群小孩编成两队：一些做兵，一些做贼。我们也乐于听他分配。开始时，兵捉贼、贼围兵，互相追逐，谁捉得多，谁便是胜利者。他教我们把“贼人”当做“满洲仔”。追逐时，在村中各条街巷乱跑，大声喊叫：“捉满洲仔呀！”“捉满洲仔呀！”村中父老听了很惊慌。有的正在洗澡，立即拉着毛巾出来喝止我们。但我们玩得兴高采烈，哪里还顾得这么多。每天晚上，必定玩到大汗淋漓才赶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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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孙中山的这种“反满”游戏，只不过是他对现政府不满情绪的一种自然宣泄。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他的直率的、叛逆的性格。这种性格，对他后来投身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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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秋，孙中山与陆皓东一起毁坏了村中北极殿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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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足本中山全书》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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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孙中山和几个同伴走进乡庙，有的同伴提议向神像跪拜。孙中山却一直走进去握住了北帝神像的木手，大声地说道：“我们为什么敬礼这个木偶？他们自己还不能帮助自己。谁说他能帮助我们？现在看我拉掉他的手指，他能不能阻挡我？”于是，孙中山把北帝的手指一拉，拉断了。孙中山握住北帝的手指向同伴说道：“现在你们看见这样的保护乡村的神道了！我折了他的手指他还照旧笑。这样的神道来保护我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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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件事情，孙中山再也无法在村中待下去了，只好再次离开家乡去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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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11月，孙中山进入香港拔萃书室（Diocesan Home，Hong Kong）读书，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退了学。翌年4月，他转学至香港中央书院（The Central School），但不久，他就又退出了该校，回乡与同县外堂村卢耀显的女儿卢慕贞结婚。之后，他又再赴檀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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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此次在香港的短暂求学时光，所学到的知识远远没有香港给他的直观印象对他的影响更大。当他抵达香港后，香港的市镇建设、社会秩序、官员作风等方面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实现“改良祖国”，建设一个“良好之政府”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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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11月，孙中山接孙眉函召，在香港辍学，第二次去檀香山。不过，这次他在檀香山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据说孙中山不愿留在檀香山，主要是因为他对做生意毫无兴趣，而且无法忍受孙眉对他的责打，因此决意再次回国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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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 4月，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8月，往香港中央书院复学，一年后，他从中央书院毕业。此时，孙中山面临着一个选择职业的问题。他原本希望中学毕业后学习陆军、海军或法律，但愿望均未能实现。最后，他决定习医，以“借医术为入世之媒”。这样，1885年秋，经人介绍，孙中山进了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学医。课余期间，他还专门请了一位国文老师，给他补习传统的经史之学。一年后，他转学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Hong Kong）。当时，李鸿章是该校的名誉赞助人，康德黎（Dr．J．Cantlie）任该校教务长。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何启任该校名誉秘书。这三个人对孙中山的早年人生道路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里，孙中山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著名的有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他们与孙中山一起通常被人称为“清廷之四大寇”，因为，他们在一起经常高谈阔论，主张反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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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孙中山“革命言论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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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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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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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后来多次强调，他的革命思想完全得之于香港。但是，一个人的思想常常不是直线发展的，需要经过某些曲折和迂回。孙中山在香港求学的这段时间，其思想倾向主要还是改良的。“四大寇”所谈的“革命”，实际上还是一种改良政府的主张，不过，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已经可以说是非常超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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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别录》中指出，时人以“四大寇”称呼他们，“实则纵谈之四大寇，固非尽从事于真正之革命也”。孙中山此时所讲的“革命”，其实只是造反的同义词，还不是后来那种自觉地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并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事实上，“革命”一词直到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时，从当地出版的报纸上得到启发，才为革命党人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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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学习上的。事实上，这也是在为实现他的“改良祖国”的愿望做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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