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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博士说，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期间，除了研习医科之外，还热心研究国际法、军事学、海军建设、各种财政学、国政、各种派别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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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此时的孙中山，是在致力寻求一条强国富民的道路，他的“改良祖国”的理想蓝图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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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孙中山上书郑藻如，第一次提出了自己“改良祖国”的明确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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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藻如，广东香山县濠头乡人，曾任清朝津海关道和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了解西方事务，1886年后病休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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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上书中首先说明了自己的用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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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方今国家风气大开，此材当不沦落，某之翘首以期用世者非一日矣，每欲上书总署，以陈时势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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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今年二十有四矣，生而贫，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而得之于赋畀者；又不敢自弃于盛世。今欲以平时所学，小以试之一邑，以验其无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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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孙中山就振兴农桑、戒绝鸦片及普及教育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认为倘能举而行之，则是中国的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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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封上书可以看出，此时的孙中山特别注重农业问题，有明显的重农倾向。他的关于振兴农桑的设想在后来一篇题为《农功》的文章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他看来，“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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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7月，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毕业后在澳门、广州两地行医。虽然他的医术精明，求治者颇众，“尤擅长外科和治疗肺病”。但是，此时孙中山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他认为“改良祖国”还是要从政治入手，“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但是，怎样“医国”呢？孙中山一时也觉茫然。恰在此时，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开设讲堂，与诸学生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孙中山知道康有为讲求西法，有志改良国家，因此，很想与康有为结交，但由于康有为看不起孙中山而未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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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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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初讲学于长兴里，号长兴学舍，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长兴学舍旋移于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与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甚迩。时总理假圣教书楼悬牌行医，因康常在该书楼购书，知其有志西学，欲与结交，爰托友人转达。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总理以康有为妄自尊大，卒不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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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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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孙中山还特地去万木草堂找过康有为，可惜“刚巧他还没有开学，没有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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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一事件本身足可说明，此时的孙中山，试图寻找的是一条改良祖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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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康有为结交未果后，孙中山决计上书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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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不是一个突发的偶然的举动，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李鸿章筹办洋务多年，是当时举世公认的较开明的实权人物，又曾是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孙中山选择李鸿章为上书对象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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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初，孙中山抛开广州药店的事务，回到翠亨村老家关起门来起草上李鸿章书。经过十余日，书稿写好，孙中山请陆皓东、陈少白帮助修改后，就准备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他先与陆皓东前往上海，见到了郑观应，托他想出一个能够拜见李鸿章的办法。郑观应给盛宣怀写了一封信，详细介绍了孙中山。在这段时间里，孙中山在郑观应家里，还结识了另外一个改良主义人物、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王韬。王韬把孙中山的上书也作了一些修改，然后把孙中山介绍给他的正在李鸿章手下当幕僚的朋友罗丰禄、徐秋畦二人，托他们想办法将孙中山引见给李鸿章，结果当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借口军务繁忙，没有接见，书稿呈上去也如石沉大海。孙中山希望落空，上书李鸿章的事情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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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次上书的过程，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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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诠，别号天南遁叟）。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Dr.Legge ）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下对于世界智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和他一见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那时候，刚好中日大战打得厉害。李鸿章至芦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 “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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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他为实现“改良祖国”的抱负所迈出的一个重要步伐，而《上李鸿章书》的内容也最集中地体现了他改良的思想。孙中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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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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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孙中山在上书中具体阐述了他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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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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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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