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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号称湖南“土皇帝”的王先谦一直在窥伺着新学界的动向。他利用门徒、新学界败类刘作楫同胡元倓一派人对抗。1904年5月，赵尔巽离任，陆元鼎署湖南巡抚，王即与陆相勾结，公开摧残进步学堂。王、陆十分注意华兴公司，扬言这是革命党。迫于形势险恶，黄兴等加速起义的准备。但是，一个华兴会员却在无意中走漏了消息，被刘作楫侦知，报告给王先谦。王急向陆元鼎告密，要求逮捕黄兴、刘揆一等人。陆元鼎因有人劝阻，没有立即捕人，命巡防营严加侦缉。官厅的侦探结识了会党的五路巡查何少卿、郭鹤卿，伪装要好，赚得实情，在醴陵车站将二人捕送省会，很快，二人供出了革命党准备在长沙等地起事的计划。10月24日，清兵出动捉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这时正在侍郎龙湛霖家中议事，龙的儿子绂瑞慨然藏宾，并亲往长沙中学堂将华兴公司的文件取出销毁。刘揆一等人纷纷走避，会党首领游德胜、萧贵生被捕。游、萧在严刑之下招供出详细的内情。官方搜捕更加紧急，但因没有确凿证据，华兴会的人员没受到损失。黄兴在龙家躲了三天，又转移到吉祥巷圣公会，由教士黄吉亭等加以掩护。11月4日，游德胜、萧贵生遇害。待风声稍缓，黄兴便化装出走，由黄吉亭、张继等人护送，经汉口转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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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华兴会准备的长沙起义宣告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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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黄兴一直用着本名“轸”，黄吉亭在汉口船上分别时，暗地嘱咐他说：“到上海时，即来一电，只拍一‘兴’字，即知君平安无恙也。”于是，黄兴的名字便从此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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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兴会的起义还在准备之时，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与蔡元培、陈由己、杭辛斋等成立爱国协会，联络各地人士积极响应，杨、章分任正副会长。苏鹏还奉命赴日本招回一批留学生准备参加起义。他们以兴学会的名义在新闸路余庆里租屋招待来往同志，黄兴和其他一些逃亡的华兴会成员抵沪后就住在这里。11月19日，上海发生了万福华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的事件，章士钊等曾参与密谋。次日，章前往捕房探望万福华时被扣，供出余庆里住址，巡捕搜查该地，黄兴、张继、周来苏、苏鹏、徐佛苏、薛大可、郭人漳等十人被作为嫌疑犯拘捕，杨笃生逃出。郭人漳是清朝候补道，在江西统兵，与华兴会有联系，因为他来沪是奉江西巡抚之命，旋被保释。黄兴化名李寿芝，伪称是随郭来沪公干的教员，瞒过会审公廨，一同被释放。黄兴出狱后，随即与刘揆一再次东渡日本。袁树勋不想兴大狱多惹事端，经蔡元培、龙璋等设法营救，被捕的人后来也都相继出狱。华兴会成员陈天华、宋教仁、柳聘农、彭渊洵、刘道一等也都先后流亡日本，但他们依旧保持着华兴会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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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流产使得长沙的新学界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大批进步教师纷纷离湘他适，外省旅湘教师的俱乐部被迫停止活动，旅湘安徽公学也迁往芜湖。钱维骥创设讲艺公司，想以此再行聚集同志，但被陆元鼎阻止。胡元倓、周震鳞受到王先谦、刘作楫的恶毒攻责，靠着一些官绅的维护，侥幸才将所办的学堂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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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领袖马福益在长沙起义泄密后，逃往广西。在广西，他又联络了广西会党和湖南旧部，准备再次发动起义。1905年春，马福益自桂返湘，哥老会派人前往迎接。由于马福益临时改变路线而未遇。4月12日，马福益在途中被清军截捕，他英勇拒敌，在被缚时还踢死了两名清兵。马福益是参加资产阶级反清革命运动的优秀会党领袖。他的徒众坚持追随华兴会革命，与他的态度有着重大的关系。会党采取的是家长制的组织形式，首领有着极大的权威，在革命党人没有直接向会党群众进行充分宣传教育的情况下，首领的政治倾向和道德品质往往对徒众起着决定的影响。马福益被解往长沙后，受到湖南巡抚端方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于4月20日遇害。至此，华兴会策划的长沙起义以彻底失败暂时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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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策反新军的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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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从1894年孙中山发其端，到20世纪初年已经发展成为日益广泛的社会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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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清革命的发展，要求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一定的组织与宣传形式，用唤起民众和暴力手段达到推翻清朝腐朽统治、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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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3年末到1904年初，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者开始注重建立革命团体，用组织的形式扩大革命的成果。这样，国内先后出现了一批新的以反清为目的革命组织。它们分布在南中国各省的重要城市中，秘密地或公开、半公开地进行着宣传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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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革命团体中，最具有特色的是武汉地区的科学补习所，正是这个不起眼的革命团体，发明了策反新军的方法，最终点燃了瓦解了清王朝统治的熊熊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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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处于我国的腹地，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内外交通的重要通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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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汉口被开放成为通商口岸。列强在这里建立租界，把持海关，以此为据点，不断扩大对中国内地的经济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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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为了追求“富民”与“自强”，洋务派大员张之洞在湖北办工厂、练新军，设学堂、派游学，建立起了一套庞大的洋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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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各国的经济侵略和张之洞举办的洋务运动刺激了湖北地区民族资本的发展。经济基础影响和决定着上层建筑。在欧风美雨的熏陶下，官办学堂里的众多青年学生蔑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迂腐说教，纷纷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就使得武汉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开展较早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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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爱国学生还拥护改良派的维新变法主张，但在自立军起事失败后，许多人便迅速地倾向革命。在1903年拒俄运动的高潮中，武汉的爱国运动在国内处于醒目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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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编练的一镇、一协新军，是清王朝除北洋六镇外最精锐的一支新式军队。由于当地一般农家子弟，既无力在私塾读书，又无力进入新式学校，于是纷纷投入新军。张之洞十分重视新军的文化素质，这就为革命力量大批渗入军队，进行策反工作，提供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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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学生吕大森、朱和中、胡秉柯、贺之才、时功璧、时功玖、张荣楣、吴柄枞、李书城等经常在花园山李步青宅和水陆街吴禄贞宅集会，宣传排满思想，并介绍有志青年知识分子入营当兵，还与会党取得了联系。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革命团体，只不过还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他们的反清活动，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官方采取了巧妙的对付办法，派他们出国游学以分散他们的力量，激烈者派往欧洲，纯谨者派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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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初，朱和中等人相继离鄂，吴禄贞被调往北京，他们那无形的革命团体便暂时解体了。不过，就在这时，由于华兴会的影响，湖北的革命运动又发生了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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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3月，华兴会会员胡宗畹到吴禄贞处避难，因此结识了当地的革命分子。他和张难先等谈论革命的方法，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非亲自加入行伍不可”。于是，胡、张二人便投入新军工兵营当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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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畹（1884—1932），字经武，后改名瑛，湖南桃源人。他出身于破落的小吏家庭，原在长沙经正学堂读书，是黄兴的学生。以后加入同盟会时，与同乡宋教仁、覃振齐名，号称“桃源三杰”。胡、张两人结识了在军中的一批知识分子，展开宣传，散发《革命军》、《猛回头》、《孙逸仙》、《黄帝魂》、《扬州十日记》等书，还利用饭后在操场上讲历史故事，启发士兵觉悟，收效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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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5月，吕大森从家乡也来到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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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大森（1881—1930），字槐庭，湖北建始人，湖北武高等学堂第三班班长。1903年春，他曾在武昌曾公调发表拒俄演说。花园山的无形团体离散后，他因病回乡休养。返武昌后，经同乡康建唐介绍，认识了胡宗畹。他们三人同从黄州来的何自新一起商量，都认为非组织一机关，不足以联络同志。这一建议得到了朱子龙、刘静庵、冯特民等的支持。于是，由吕捐款50元，租定阅马厂东厂口某屋为会所，准备建立革命组织。此后，胡退伍，吕退学，专任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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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7月3日，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吕大森任所长，胡宗畹任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康建唐任庶务，军营和学堂都设干事。参加科学补习所的革命活动者，还有朱子淘、陈从新、雷天壮、毛复旦、李胜美、欧阳瑞华、王汉、易本羲、田桐、余诚、季雨霖、孙武等人。其中有些人同时还是华兴会的会员。由于科学补习所表面是一所补习学校，它的师生并非全部都是革命党人，但不少人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到反清革命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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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时，到会者三十余人，其中“以各学堂及各军营中人为最多”。稍后，所址移至魏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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