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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补习所对外是一所补习学校，主要招收在校学生进行课余补习，每逢星期日由教员轮流讲授史地、数学、外语、理化、卫生。科学补习所的章程标明其宗旨为“集合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但实际上，它是革命党人赖以聚集同志进行革命宣传，组织革命活动的重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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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补习所的一项重要活动，便是招待“远来愿入学堂及入营者”，代为安置一切。当时，刘静庵在新军马队营管带黎元洪处当书记，了解招兵情况。科学补习所便大量介绍知识分子进入行伍。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一书记载，胡宗畹还招来会党分子，介绍入伍。会党分子入伍前，必须接受密约，“谓吾汉人四万万，亡国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密约中的排满革命说教，虽然简单狭隘，但它体现了联络会党的一种新方式。这就是，革命党人突破会党的组织，对其成员直接进行初步教育和约束，并送至新军中去接受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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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畹派易本羲回湘筹措经费，因而得知黄兴正在组织长沙起义，科学补习所遂决定响应。此后，胡宗畹被推为华兴会鄂分部总理，吕大森为施南及四川分部总理，负责组织响应。当时，已经是7月，离长沙起义时间已经不远，吕大森便偕康建唐赴施南。胡宗畹负责武汉方面的指挥，派何自新赴荆宜，周维桢、张荣楣赴四川联络会党，宋教仁赴长沙与黄兴联络，武汉的军队和学堂都派有专人负责运动。华兴会购买的枪械弹药，也由胡宗畹、王汉去江西湖口运来。胡宗畹与刘静庵等集议：得到长沙发难的消息，就先杀死张之洞、张彪等人，王汉刺张之洞，易本羲刺张彪，李胜美率工程营劫火药库，刘静庵督率前卫营为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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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的准备工作正紧张进行时，长沙华兴会机关被查抄，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的关系暴露。科学补习所得到长沙方面的密电，急忙布置隐蔽。胡宗畹、王汉将枪械埋藏在汉阳鹦鹉洲，刘静庵销毁所内文件，张难先通知成员躲避。10月28日，张之洞得湘抚电报，连夜派兵搜查魏家巷所址，结果一无所获，仅探听到租房人是由文普通学堂 学生欧阳瑞骅。当时，梁鼎芬仍然主持学务处，由于补习所师生大多是学堂师生，他怕案情扩大于己不利，便向张之洞说情，仅将欧阳瑞骅和已离校的宋教仁二人开除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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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补习所作为革命团体虽然只存在了短短数月，但它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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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补习所的骨干虽然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主动投身于新军的行伍，注重策反新军的工作。新军不同于八旗、绿营和练勇，它在相当程度上采用了西式军队的编练方法和军事技术，官佐和士兵都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湖北地方的革命知识分子面对着张之洞庞大的洋务集团，这个集团不仅对当地民族资本处于压倒的优势，而且还控制着当地的新兴文化事业——学堂、报纸、书局等等，洋务事业吸收了不少学堂出身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使得这批革命知识分子把目光聚焦在策反新军的工作上面。科学补习所将注意力投向新军营伍是他们的创举。此前，革命党人也是非常重视运动军队的，不过他们或者只依靠会党在旧军中活动，或者只联络上层军官，或投身军校以图谋取要职，只有科学补习所的成员亲身入营当兵，甘愿直接投身到军队下层去做十分艰苦持久的革命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奋力将清政府培养的社稷干城改变成自己的掘墓人，这样，就打开了一条新的获取革命武装力量的通路。这一创举虽然因补习所活动短暂未见效果，但在随后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中，却日益显示出其重要的意义。辛亥革命所以能在湖北首先取得成功，应该说，是同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中的革命党人的这种长期、深入的宣传、鼓动与策反工作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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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萱在《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中曾把科学补习所的意义归纳为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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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倡知识分子投军，为以后运动新军革命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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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湘、鄂两省，易使革命运动迅速展开。武昌、长沙交通便利，武昌又为两省文化中心；科学补习所首与湘省联合，为两省以后开辟了联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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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党不受约束，容易坏事。湖南兴中会失败，给予革命党人以极大的警惕，以后湖北革命党人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策动新军的反清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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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恢复汉族，还我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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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兴会和科学补习所在两湖地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浙江地区的革命党人也在积极联络会党，加紧策划反清革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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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就是东南地区反清革命的主要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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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成立的基础，是留日的浙江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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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10月，在东京的一批浙江籍的留学生、浙学会会员聚集在《浙江潮》编辑王伟人的寓所，商讨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决定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他们认为，应该先选择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实行武装占领，作为根据地，再逐渐扩大。最后认为要另组一革命团体，应邀请浙江志士。这是光复会的最早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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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9月上旬，蔡元培自青岛返沪。10月，沙俄军队重占奉天，国内重新掀起拒俄高潮，蔡元培等在沪发起了拒俄同志会，力争领导这一运动。12月，他们发刊了报纸《俄事警闻》，《俄事警闻》代替了已停刊的《国民日报》。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蔡元培等又适时地将拒俄同志会改名为争存会，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政策，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同时，《俄事警闻》也易名《警钟日报》。5月1日，中国教育会举行第三次大会，蔡元培重新出任会长。7月，蔡元培又任爱国女学校校长。爱国女学校补订章程，标明“以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有以副其爱国心为宗旨”，增强了政治性。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学校仍被各地革命党人当做秘密联络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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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光复会成立，会址设上海，推蔡元培为会长。它的入会誓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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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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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这个誓词的核心是“光复”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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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成立后，围绕发展组织，联络会党，密谋起义，暗杀清贵权四个方面开始展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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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成立时拟定的章程，今天已经无法可考。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光复会成员发表的大量主张。这些人善于著书立说，自己办有报刊、书局，制作了大量革命宣传品。光复会成员对于革命宣传所留下的作品，在所有的革命小团体中首屈一指。他们积极地宣传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了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各自的思想成分很复杂。章炳麟认为光复会“不离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之旧域”、即单纯排满，代表了一部分成员对光复会宗旨的看法。徐锡麟自称：“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他认为中国人民的开化程度不能实行立宪，但可以革命，即排满。但是，也有人对排满作过很好的解释，他们认为排满并不是排斥一切满洲人，而是反对满洲皇帝，反对满汉官僚。反对满洲皇帝，也并不因为他是异族，而是因为他实行专制统治。光复会中有人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还有人曾对农民的土地问题表示过关心，但也有人认为，社会党主义在中国，必不能行，即使能行，亦必大乱。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清政府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着主导的地位。光复会成员在宣传民族、民主思想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爱从古典文献中寻章摘句，把新思想打扮成先人之教。这种手法适应着新旧交替之际的知识分子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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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组织虽然庞大，成员较多，活动区域较广，规章严密，但它也存在着很严重的缺点。光复会有着浓重的汉族传统民族主义色彩，会名又称复古会。他们的党纲上也只有“恢复汉族，还我河山”两句话。光复会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心，以统筹全局。它的领袖蔡元培是一位思想激进、品质优秀的革命家，可是在实际政治斗争方面缺乏魄力，而他所亲近的骨干也多半是些文弱书生，都不足以弥补他的弱点。从事于实际行动的光复会领导人和社会下层有着广泛的联系，但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却又相对不够。由于个人经历和活动的地域不同，这些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也不够，有些人甚至表现出瞧不起蔡元培。这种情况，使得光复会的组织比较松散，行动不够一致，它始终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举行过统一的重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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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的独立活动，一直延续到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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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南洋革命党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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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活动是在海外举行的，在他的革命活动过程中得到了南洋华侨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孙中山曾说：“华侨是革命之母。”陈楚楠是“南洋革命党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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