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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暗示的反清排满的情绪,读者一看都会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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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议决把《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刊物改为它的机关报后,隔了一个星期,也就是8月27日,大家又具体商议刊物的交接问题,决定由宋教仁代表移交,黄兴代表接收。但就在这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日本政府忽然指责该刊第二号的第一篇文章《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妨害安宁秩序,禁止颁布发卖”;并由神田警署将那天刚刚印成的刊物全部没收。这样,《二十世纪之支那》在日本政府的干预下,只得被迫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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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之支那》停刊后,革命派又出版过一种宣传刊物——《醒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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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刊物,是高天梅在1905年7月间发起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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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二十世纪之支那》曾建议同《醒狮》合并,因“醒狮同人皆不欲”而没有成功。但宋教仁仍为《醒狮》写了一则时评:《清太后之宪政谈》。9月4日,高天梅参加了同盟会,这是江苏省籍人参加同盟会的第一人。也就在9月间,《醒狮》的第一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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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同《二十世纪之支那》一样,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它发表的诗文中表露了强烈的汉族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与反清排满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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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在版权页上用的发行日期,赫然就是:“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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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醒狮》刊登的诗文中,充满着强烈的汉族传统民族主义与反清排满思想的,可说是比比皆是。随便举几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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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好江山入膻虏,二百余年痛无主,神号克哭血缕缕,胸中梗塞不得吐。荆聂奇人今未睹,我欲阴相同刀俎,专制毒焰谁敢怒,有从我游须力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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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四十年,灭虏犹无期,偷生保富贵,滚滚皆行尸。戎夏既未辨,罔云仁义为,我生胡不辰,长使为孑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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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猎猎闻哀角,荒草离离见墓门,野老不知亡国恨,喃喃犹颂圣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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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可销,铁可折,止此驱胡一片心,千秋万岁终难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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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在《小说》栏中连载了一篇叙述明清之际历史惨剧的《仇史》。《凡例》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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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专欲使我四万万同胞,洞悉前明亡国之惨状,充溢其排外思想,复我三百余年之大仇,故名曰《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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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没有发刊词。在它的第一期卷首的《论说》栏中刊载了一篇《醒后之中国》,实际上很有些代发刊词的意味。这篇文章说:“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那么,“中国醒后之政体”应该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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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帝民之主义。以土地归国有,而众公享之。无私人垄断之弊,以致产出若美洲所谓钢铁工、煤油王者。君官公举,数年而易,仍如法、美之例。土地国有说倡于美人Henry George,社会主义中之既改良而可实行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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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集中起来就是两点:1.实行民主共和政体。2.实行土地国有。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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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认为:兴办教育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故教育必为救亡之先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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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者,文明之母也。各国竞争,注重此点。”“持是以论中国,所以谋救亡之道,岂有他哉?定义务教育之年限,继自今已及学龄之儿童,皆令就学,完了应习之学科,行之十年,效可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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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育者,为国家亡国之命脉,亦国家强国之机关。”“犹是圆颅方趾,我民族岂必不若人?我民族之无爱国心,乃无国民教育之结果耳。故教育为今日我民族唯一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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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问题于此:欧美风渐走集亚东大陆,迫在眉睫之间。不急谋军事以致强,实业以致富,沾沾义务教育之实行,期收效十年之后,无异兵临城下,不绝弦诵之声。病入膏肓,始蓄三年之艾,其为道得毋迂甚?抑知亡国灭种之祸,不始于国之贫弱,民无教育则然。欧美日本之富强,不始于军事实业之振兴,义务教育普及于民族则然。故教育必为救亡之先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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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二十世纪之支那》也好,《醒狮》也好,尽管都带有明显的反专制、反满的色彩,但它们并没有旗帜鲜明地鼓吹革命,鼓吹从事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武装斗争,也没有提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问题更没有触及。它们虽然可以说是《民报》的先导,但毕竟都不能担当起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机关刊物的重任,也不能同迅速发展到新阶段的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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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民报》一刊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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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最初的编辑人兼发行人是张继,实际主编为胡汉民,印刷人是末永节,主要撰稿人有胡汉民、江兆铭、朱执信、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汪东等。它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公开的编辑部,这里实际上成为同盟会本部的公开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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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桐在《同盟会成立记》一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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