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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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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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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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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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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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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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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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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唯一欲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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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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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放，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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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二条皆辩论之纲领。《民报》第四号刻日出版，其中数条皆已解决。五号以下，接连辟驳。请我国民平心公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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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纲领中，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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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报》从探讨中国如何才能救亡图存为目的的角度出发，认为《新民丛报》主张的种种，其结果足以“立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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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开始就鲜明地划清阵线。《民报》认为自己站在“国民”一边；而《新民丛报》站在“政府”一边。《民报》把希望寄托在“国民”方面，所以主张共和，主张“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把希望寄托在“政府”方面，所以主张“专制”，主张“开明专制”。《民报》认为“政府恶劣”，所以“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认为“国民恶劣”，所以“望政府以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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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战的范围广泛，全面地涉及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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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报》认为革命事业一定要依靠“实力”，不取“要求”，这样才能达到“颠覆专制”和“驱除异族”的目的，也就是要进一步论证运用暴力进行武装革命的必要性，反对改良派提倡的请愿立宪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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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纲领，大体上定下了《民报》在这场大论战中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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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这以前，《民报》对改良派“立宪”论的批判早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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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第一号上《民族的国民》中就认为，许多人所以接受立宪论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而“种此祸者谁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之妖言惑众也”。同期所载胡汉民的一篇演说，也指名痛斥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宗旨，唯利是视”，“支离反复，自生矛盾”。并且说道：“康、梁的罪恶真是上通于天，说起来要令人发指眦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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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第二号上，寄生在《论支那立宪必先革命》一文中指出：“方今不欲革命而主立宪论者”的论点有二：“曰怵杀人流血之惨也。曰俱列强之干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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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对改良派“立宪”论展开的批判，可以说是吹响了那场大论战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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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把两文合刊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的小册子，展开全面的反驳。这样，革命派和改良派双方都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一场大论战已经箭在弦上，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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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这两篇长文中的中心论点，扼要地说，就是认为中国国民程度太低，还不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因此，必须强调“秩序”的问题，一切只能有“秩序”地进行。如果发生革命，就会破坏秩序，导致内乱。其最后结局，要是在过去的中国或其他国家，仍会导致专制；而在今天的中国，必然会招致列强的瓜分，而中国将会因之灭亡。他特别痛恨《民报》提出的土地国有说，认为这必将造成下层群众蜂起，天下大乱，而使中国陷入“亿劫不可复”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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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由于长期处在专制政体的卵翼下，既没有自治的习惯，又不懂得团体的公益，只知各营其私。这样的公民，连立刻实行立宪的资格还不具备，更谈不上做共和国民。他在稍后答复《民报》的驳论时仍明确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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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论文最主要之点曰：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语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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