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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革命是不是会导致瓜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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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的回答是：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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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在答复《新民丛报》时列举的理由侧重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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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瓜分的原因，由于中国不能自立于世界。只要中国能够自立自强，就可以保证各国在中国的均势不致被某一国打破，这对列强是有利的，从而可以使瓜分之祸得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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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革命的目的是排满而不是排外。只要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严格地遵守国际法，不以排外为目的，也就没有自取干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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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提出“正因革命然后可杜瓜分之祸”的论断，认为只有革命成功，中国富强，才是杜绝列强瓜分中国的真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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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在实行政治革命的同时，有没有必要实行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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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的回答是肯定的：政治革命要与社会革命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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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定要实行社会革命？它的内容是什么？方法是什么？《民报》上都一一作了系统的论述。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两篇文章，一篇是朱执信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篇是冯自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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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的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香港《中国日报》上，以后经过改订，又在《民报》上刊载。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论点，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正统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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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描绘了19世纪下半期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生主义思潮日益发达，骎骎然以万马奔腾之势，横流于亚东大陆的蓬勃景象。冯自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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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义之发达何以故？曰：以救正贫富不均而图大多数之幸福故。贫富不均何以故？曰：以物质发舒，生产宏大，而资本家之垄断居奇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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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把当时正方兴未艾的托拉斯制称为“商界魔王，工界蟊贼”。认为这种大资本家垄断的后果，表现在经济上，是驱使一般之劳动阶级，而悉数为大资本家之奴隶，且次第蚕食中等资本家，而使之歼灭无遗。反映在政治上，使一国的立法行政机关，都成为它的傀儡。由此，冯自由得出结论：“知民生主义之实行，为一刻不容缓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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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稍稍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等篇中对托拉斯制讴歌备至，看做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而冯自由等却痛斥大资本家垄断制度的专横，认为它不仅使劳动阶级沦为奴隶，而将使中等资本家也“歼灭无遗”。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革命派和改良派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不同的。改良派代表的是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革命派代表的却是中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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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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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在文章中提出：中国的出路就在于要实行国家民生主义，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它的要点有二：第一，“勿使关于公益之权利为一二私人所垄断，而次第干涉之。邮政也，土地也，电线也，铁道也，银行也，轮船也，烟草也，糖酒也，凡一切关于公益之权利，皆宜归入国家所有。”这也就是以后孙中山所说的“节制资本”。第二，他更加着重加以论述的是“平均地权”。具体的办法，就是实行土地国有，然后推行单税法，“除土地真值外，一切租税俱捐免之，如斯而已”。冯自由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诚能实行土地国有制，则凡地主所得概为国家所有，以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其地租总额之收入，可埒于欧洲全土之地租。一旦得此重大之国用，则财政上社会上之充分改革，直旦夕间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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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朱执信也在《民报》上发表文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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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执信认为，社会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完全，社会贫富差距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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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执信认为：“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这里所说的“主体”，就是指革命的动力，“客体”就是指革命的对象。“细民者，古义率指力役自养之人，故取以为译也。”他甚至断言，“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者也”。朱执信的观点，在当时《民报》的作者中，可以说是代表了比较激进的一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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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的主要内容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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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随着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论战的历史背景早已不复存在。当我们冷静下来后，应该怎样正确看待《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这场论战呢？能不能说，因为他们都是爱国的，都主张改革，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所以，这场论战只是方法与手段之争？或者把它看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确的回答是：不能。因为，讨论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特别是《辛丑和约》签订后，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危机实在太深重了！国家的独立和生存遭受着空前严重的威胁。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现实环境迫使每一个有着爱国心的中国人不能不感到寝食不安，苦心焦虑地奋起寻求拯救祖国和人民的出路。可是，严酷的事实又无情地放在人们面前：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已经腐败到了极点。人们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失望后，再也无法对它抱任何希望了。这就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突出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对这样一个政府，是下决心打倒它、推翻它，还是继续维护它，把希望继续寄托在它身上，指望由它来实行改革，实现富国强兵？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必须首先给予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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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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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统治尽管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但在它突然崩溃以前，在外貌上依然是一个威势赫赫的庞然大物。它已经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多年。在它手里，既有着可以诱人的功名利禄，又有着可以杀人的军队和监狱。经过二千多年孔孟之道的浇灌，特别是程朱理学流行后，“天地君亲师”已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犯上作乱”、“叛逆”的罪名确实令人望而生畏。而革命派手里又有些什么呢？除了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新学来的一点新学知识和观念以外，他们几乎是一无所有。要革命，要起来推倒这个卖国的落后的政府，就得准备随时丧失自己的一切，从原有的社会地位、家庭、财产一直到自己的身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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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推翻这个已经腐朽无能、卖国的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已经不再可能，而中华民族危机又迫在眉睫。20世纪初年的那些可敬的爱国者，为了在这个异常尖锐的问题面前作出抉择，不知经历过多少激烈的思想斗争，付出过多少不眠之夜！他们对事情的利弊得失，从多方面反复思考过，衡量过。从孙中山、黄兴到革命派的许多人物，最初何尝不曾希图通过温和的改革来达到拯救中国的目的。但是，这些善良的愿望都一一被残酷无情的事实碰得粉碎，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终于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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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实现推翻清政府的目标，达到建立共和政体的目的，少数人的决心与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唤起民众，和他们共同奋斗，至少让他们抱同情的态度，这样的革命才会拥有一个较好的结果。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打破人们对清政府还存在的种种幻想，特别是必须驳倒改良派在爱国的口号下竭力阻挠革命的种种谬论。不扫清这些障碍，不在更广大范围内使人们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迫切性与正确性，承认中国必须以民主共和制度来代替君主专制制度，那么，革命的到来与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进步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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