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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随着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论战的历史背景早已不复存在。当我们冷静下来后，应该怎样正确看待《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这场论战呢？能不能说，因为他们都是爱国的，都主张改革，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所以，这场论战只是方法与手段之争？或者把它看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确的回答是：不能。因为，讨论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特别是《辛丑和约》签订后，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危机实在太深重了！国家的独立和生存遭受着空前严重的威胁。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现实环境迫使每一个有着爱国心的中国人不能不感到寝食不安，苦心焦虑地奋起寻求拯救祖国和人民的出路。可是，严酷的事实又无情地放在人们面前：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已经腐败到了极点。人们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失望后，再也无法对它抱任何希望了。这就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突出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对这样一个政府，是下决心打倒它、推翻它，还是继续维护它，把希望继续寄托在它身上，指望由它来实行改革，实现富国强兵？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必须首先给予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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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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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统治尽管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但在它突然崩溃以前，在外貌上依然是一个威势赫赫的庞然大物。它已经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多年。在它手里，既有着可以诱人的功名利禄，又有着可以杀人的军队和监狱。经过二千多年孔孟之道的浇灌，特别是程朱理学流行后，“天地君亲师”已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犯上作乱”、“叛逆”的罪名确实令人望而生畏。而革命派手里又有些什么呢？除了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新学来的一点新学知识和观念以外，他们几乎是一无所有。要革命，要起来推倒这个卖国的落后的政府，就得准备随时丧失自己的一切，从原有的社会地位、家庭、财产一直到自己的身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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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推翻这个已经腐朽无能、卖国的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已经不再可能，而中华民族危机又迫在眉睫。20世纪初年的那些可敬的爱国者，为了在这个异常尖锐的问题面前作出抉择，不知经历过多少激烈的思想斗争，付出过多少不眠之夜！他们对事情的利弊得失，从多方面反复思考过，衡量过。从孙中山、黄兴到革命派的许多人物，最初何尝不曾希图通过温和的改革来达到拯救中国的目的。但是，这些善良的愿望都一一被残酷无情的事实碰得粉碎，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终于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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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实现推翻清政府的目标，达到建立共和政体的目的，少数人的决心与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唤起民众，和他们共同奋斗，至少让他们抱同情的态度，这样的革命才会拥有一个较好的结果。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打破人们对清政府还存在的种种幻想，特别是必须驳倒改良派在爱国的口号下竭力阻挠革命的种种谬论。不扫清这些障碍，不在更广大范围内使人们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迫切性与正确性，承认中国必须以民主共和制度来代替君主专制制度，那么，革命的到来与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进步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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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不是一场可有可无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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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和《新民丛报》之间的这场论战，把广大爱国者心里隐藏着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以一种新的政体去替代旧的君主专制政体，——摆到了全国人们的面前。它不容许人们再有任何含糊和躲闪，必须认真地、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个最尖锐、最根本性的问题上，显然，革命派的方案较改良派的方案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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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通过《民报》和《新民丛报》之间激烈的反复的争辩，革命派越来越占了上风，改良派阻挠革命的种种谬论被驳得理屈词穷。从此，革命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更广阔地开展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这样一场大论战，也许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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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民报》和《新民丛报》之间的这场大论战，革命的主张在广大爱国者、特别是留日学生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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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吴玉章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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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报》和《新民丛报》笔战方酣的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论战。记得1906年的冬天，一群四川留日学生在宿舍里展开了争论。绝大多数的人都赞成革命，唯独周先登拥护立宪。”“刘回子（庆恩）一怒之下，用火钵向他击去，登时满屋尘土飞扬，真像战场一般，周先登吓得抱头鼠窜而去。”“刘的痛击周先登，曾经在留日学生中博得一致的好评，从这件小事情上也反映了改良派在政治上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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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求学的高一涵则在回忆中说，“我在先总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之类的刊物的。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维持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害政治革命。”由此可见，《民报》对宣传革命思想，是有显著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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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经过这场大论战，在广大爱国者中间，首先是留日学生中间，精神面貌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高谈革命，公然倡言革命，几乎成为一种风气。这种风气接着又逐渐传到内地，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民报》在这场论战中，鲜明地高举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给改良派阻挠革命的错误论调以沉重的打击。这场论战取得的成就，就要在不远的将来很快地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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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大论战前后，革命派的报刊在南洋也同立宪派的报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在海外华侨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就是《中兴日报》在新加坡同《南洋总汇新报》之间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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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总汇新报》原是同盟会新加坡分会负责人陈楚楠、张永福继《烟南日报》后，于1905年冬创办的。《烟南日报》这份报纸最初是宣传革命的，后因股东陈云秋等意见不合，于1906年春抽签拆股，为陈云秋所得，并改名为《南洋总汇新报》，聘请康有为的门徒徐勤、伍宪子为主笔。徐勤在《总汇新报》上发表了《立宪为今日救国之唯一手段》、《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等文章，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反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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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1907年8月，陈楚楠、张永福又创办《中兴日报》，请田桐主笔。这时，孙中山、黄兴等已南下从事华南地区武装起义的发动，常来新加坡。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等人都曾为《中兴日报》撰写过文章。孙中山自己也曾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为该报写过两篇文章。《中兴日报》一时成为革命派在南洋一带的主要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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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汉民为《中兴日报》写的《发刊词》上，宣布《中兴日报》的宗旨，是在“开发民智，而使数百万华侨生其爱种爱国之思想”。他说，只要人人都能自觉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以“爱种爱国”，中华民族必将有扬眉吐气之一日。革命派用激情飞跃的言辞，展望未来的信念，对于那些在海外备受民族歧视的爱国华侨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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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当时一般南洋华侨的接受程度，《中兴日报》的言论最初比较平和。但很快，《中兴日报》的言论就日益激烈起来。胡汉民将“爱国爱种”同“排满”联系起来。他认为：“若欲保种救国，惟有从事于恢复，驱除鞑虏，以恢复中国。”并指出：“且满清政府，尝谓宁以中国赠之朋友，不留遗家奴，故汉人之土地，初不爱惜，要赠要割，惟其所欲。”“数年之间，舆图变色，皆已为外国所有，此已由满洲政府赠朋友者也。”他激烈地呼吁：“呜呼！吾言至此，吾热血迸发。吾知在座诸君，亦必为此等人伤心。可知满奴一日不去，中国人无以自存。”“诸君能深思仆之言，急自发奋，不忘驱除光复之事业。则中国前途、汉族前途，其庶几有可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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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日报》的另一篇文章《急逐满虏为今日救亡之不二法门》，在列举了清政府对外奴颜婢膝、大量出卖国家主权的种种事实后，把帝国主义比作“虎”，把清朝政府比作“伥”，得出结论，“呜呼，同胞，同胞！不欲救亡则已；如欲救亡，而犹倚赖此作伥之政府，以图救亡，是延走无常作医生，向狐狸精而采补，亦自速其亡已耳。何救为？然则救亡之道若何？亦惟急起直追，驱除鞑虏，还我主权，然后相率我同胞，背城借一，与列强研究国际公法而已；否则欲除虎患，而不失去其伥，吾恐四万万同胞，日夕被噬，即幸未至灭绝，亦虎口余生而已。吾故曰：急逐满虏，为今日救亡之无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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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中兴日报》在鼓吹民主思想、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在一篇题为《世界无不推倒之专制君主》的文章中，作者劈头盖脸就指出：君主本生于亿万人之中，却独置身于亿万人之上，把四海之内视为私产，举一国之人为其奴隶，这是太不合理了！“浩浩昊天，抟抟大地，同此圆颅方趾之民，何莫非上帝之赤子？谓天特生首出庶物之一人以治万人，则大谬；谓兆民实有赖于一人，则犹迂。君主乎，专制政府乎，世界之蟊贼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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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篇题为《皇帝》的文章中，革命者直截了当地写道：“时代已入于二十世纪，所有一切皇皇帝帝，皆当先后灭绝，此世界公理家之所公认也。”“中国之视皇帝，不过一能干之强盗。凡挟有杀人之权力者，皆可为皇帝。”“中国人民之畏，特与魔鬼恶煞相同。”文章还进一步指出：皇帝的这种罪恶，不管他是满人还是汉人，都是一样。“故中国革命，必当先除皇帝。故虽满洲君主，果能证明与汉族君主相同，亦必为中国人民自谋幸福之进步时所必当毁灭之目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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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痛快淋漓、锋利透辟的声讨君主专制制度的文字，在当时是凤毛麟角的。不仅国内的报刊上无法出现，就是在《民报》和其他海外的革命报刊上也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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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归结到必须推翻清政府，这是《中兴日报》宣传内容中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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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痛诋保皇党人：彼保皇立宪党人，不按已往之事实，不衡方来之时势，终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妾妇其行者，更何异痴子愚蒙，对凶猛之兽，曰是可以笑容亲猛兽口也，是可以妩媚近猛兽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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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乎！政府者所以为民也。今日之中国有此政府，不益吾民，反累吾民，何异身之赘瘤耶？如此政府，即使无满汉之分，亦当在吾民淘汰之列，乃反而降心相从，死生听之，甚有无耻丧心之保皇党，且从而讴歌之，岂鸱獍以自残同类为能，且肆其毒以作他类之鹰犬，为保皇党人之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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