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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实行革命，是否会导致内乱和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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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对此也作出了否定的答复：革命不会导致内乱，也不会招致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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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宣称，革命事业是以建设为目的，破坏只是它的手段。它所要破坏的是不适宜于社会的旧东西，而所要建设的正是适宜于社会要求的新东西。“今之言革命者，其所欲破坏者，异族钤制之势力也，专制之淫威也，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凡是皆不适宜于社会者也；而其所欲建设者，民族的国家也，民主立宪政体也，国家民生主义也，凡是皆适宜于社会者也。”“破坏其所不适宜者，而建设其所适宜者，本乎建设之目的，以行破坏之手段，其现象乌得有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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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进一步列举事实分析道：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对颠覆政府所用的力量小，为时也短；倒是其后争夺帝位所用的力量大，为时也长。所以，过去革命后出现的内乱，其实是由于它的帝制自为的目的造成的。今后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共和国家，而不是帝制自为。那么，在颠覆政府以后，革命家之间必不致自相争夺，内乱自然也就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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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尖锐地指出：《新民丛报》所谓“革命必生内乱”说的背后，其实是由“贪生恶死”那种卑劣观念支配的。梁启超说：“我列朝之鼎革，其屠戮之数今虽无确实之统计，而一役动逾数百千万，史上之陈迹尚可略考而推算也。是故杀人流血之祸不可以不怵，而革命则不能免此。”《民报》对此针锋相对地驳斥道：“噫！沮革命者，乃以杀人流血相怵耶？”“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胡乃以流血杀人相怵？”“更进一步以言：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之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民报》慷慨激昂地写道：“使吾侪以报国之故，杀身流血，而后人继起，得藉手以光复宗国，则含笑以入九原，当亦无怍。”应该说，革命派的这些论点还是相当坚决而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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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革命是不是会导致瓜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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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的回答是：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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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在答复《新民丛报》时列举的理由侧重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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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瓜分的原因，由于中国不能自立于世界。只要中国能够自立自强，就可以保证各国在中国的均势不致被某一国打破，这对列强是有利的，从而可以使瓜分之祸得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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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革命的目的是排满而不是排外。只要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严格地遵守国际法，不以排外为目的，也就没有自取干涉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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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提出“正因革命然后可杜瓜分之祸”的论断，认为只有革命成功，中国富强，才是杜绝列强瓜分中国的真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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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在实行政治革命的同时，有没有必要实行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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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报》的回答是肯定的：政治革命要与社会革命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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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一定要实行社会革命？它的内容是什么？方法是什么？《民报》上都一一作了系统的论述。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两篇文章，一篇是朱执信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篇是冯自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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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的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香港《中国日报》上，以后经过改订，又在《民报》上刊载。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论点，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正统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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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描绘了19世纪下半期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生主义思潮日益发达，骎骎然以万马奔腾之势，横流于亚东大陆的蓬勃景象。冯自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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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主义之发达何以故？曰：以救正贫富不均而图大多数之幸福故。贫富不均何以故？曰：以物质发舒，生产宏大，而资本家之垄断居奇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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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把当时正方兴未艾的托拉斯制称为“商界魔王，工界蟊贼”。认为这种大资本家垄断的后果，表现在经济上，是驱使一般之劳动阶级，而悉数为大资本家之奴隶，且次第蚕食中等资本家，而使之歼灭无遗。反映在政治上，使一国的立法行政机关，都成为它的傀儡。由此，冯自由得出结论：“知民生主义之实行，为一刻不容缓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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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稍稍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等篇中对托拉斯制讴歌备至，看做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而冯自由等却痛斥大资本家垄断制度的专横，认为它不仅使劳动阶级沦为奴隶，而将使中等资本家也“歼灭无遗”。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革命派和改良派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不同的。改良派代表的是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革命派代表的却是中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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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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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在文章中提出：中国的出路就在于要实行国家民生主义，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它的要点有二：第一，“勿使关于公益之权利为一二私人所垄断，而次第干涉之。邮政也，土地也，电线也，铁道也，银行也，轮船也，烟草也，糖酒也，凡一切关于公益之权利，皆宜归入国家所有。”这也就是以后孙中山所说的“节制资本”。第二，他更加着重加以论述的是“平均地权”。具体的办法，就是实行土地国有，然后推行单税法，“除土地真值外，一切租税俱捐免之，如斯而已”。冯自由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诚能实行土地国有制，则凡地主所得概为国家所有，以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其地租总额之收入，可埒于欧洲全土之地租。一旦得此重大之国用，则财政上社会上之充分改革，直旦夕间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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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朱执信也在《民报》上发表文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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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执信认为，社会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完全，社会贫富差距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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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执信认为：“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这里所说的“主体”，就是指革命的动力，“客体”就是指革命的对象。“细民者，古义率指力役自养之人，故取以为译也。”他甚至断言，“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者也”。朱执信的观点，在当时《民报》的作者中，可以说是代表了比较激进的一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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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的主要内容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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