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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在一系列文章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所以沦于现在这样危急的局面，是卖国的清政府一手造成的。这个政府已成为列强假设的政府，成为列强用以制服吾同胞的工具。要救亡，必须先实行政治革命，以推倒颠覆这个卖国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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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些刊物指出，在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中，经济侵略是其重点所在。因此，在这些刊物中都强烈地要求保护利权，特别是要求力保筑路开矿的权利，反对利权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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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认为，20世纪是经济竞争的世纪，现在的国家是以经济为生命的国家。世界列强的一切经营措施，无不以发达经济为目的，而以政治作为活动的手段。列强的对外扩张，目的也在谋经济界的膨胀。世界竞争也好，国家、政治也好，根本的问题都出在经济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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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派看来，路、矿二项，在经济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矿产者，属于天然物质，为原始生产；铁路者，属于输运事业，为转所生产。两者实占生产二大部，而为经济之要素。”因此，在革命派的这些刊物上都积极地鼓吹保路保矿、收回利权，以突出的篇幅刊载这方面的论说和报道。《四川》发表了《为川汉铁路当先修成渝谨告全蜀父老》、《殆哉沪杭甬铁路，危哉川汉铁路》等文。《关陇》和《夏声》连续地发表有关西潼铁道的文件和报道，《夏声》还专门开辟了“西潼路事栏”。《粤西》刊载了《对于广西铁路之愤慨》、《广西铁路交涉文件》、《争回权利之一斑》等论说。《晋乘》发表了《设铁道必先讲经费备人才说》、《实业与山西之关系》、《晋人争矿之最后》、《讨晋人公仇梁敦彦》等文。显然，在这方面，革命派的态度比立宪派要激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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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些刊物都是以本省名义出版的。他们大力宣传本省的历史、地理、现状，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把爱国同捍卫家乡有机地联结在了一起。我们只要看一看《夏声》第一号上刊载的《四川》、《河南》、《关陇》等杂志的广告，便会对这一点留下清楚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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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杂志广告》：登岷峨之巅以瞩中国，西南半壁，六诏危，两岁失，蜀之形势险殆极矣。而地属边陲，民智锢蔽，釜鱼幕燕，其乐方酣。本社同志惄焉伤之，爰组织斯报，以饷邦人，其主义在输入世界文明，研究地方自治，经营卫藏领土，开拓路矿利源，就此等问题，切实发挥，和平鼓吹，使我蜀国同胞，起作神州砥柱。噫！秋色苍茫，海天万里，云谁之思，西方美人。我七千万伯叔昆弟诸姑姊妹，其亦将闻风而起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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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杂志广告》：登嵩峰而四顾，京汉铁路撄于俄，直贯乎吾豫腹心，怀庆矿产攘于英，早据夫吾豫吭背。各国从旁垂涎而冀分杯羹者，复联络而来、集视线于中心点。生命财产之源，将尽于一网。牛马奴隶之辱，谁鉴夫前车。本社同人，惄然心忧，爰萃全力，组成斯报。月出一册，排脱依赖性质，激发爱国天良，作酣梦之警钟，为文明之导线。对于本省，励自治自立之责；对于各省，尽相友相助之义。第一号现已出版，凡我同胞盍其来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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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陇杂志广告》：关陇为西北镇钥，天然占优胜之形势。其存亡得丧，在历史上地理上罔不与神州全局有绝大之关系。况自俄人受挫辽阳后，回风西转，撼我昆仑。西北急警，日紧一日。本社同人既切桑梓之危，复深祖国之痛，爰自忘其愚，矢移山志，组织斯报。专以提倡爱国精神，濬瀹普通智识为宗旨。其于强俄在西蒙回藏之举动，及关陇与吾国全局关系之点，尤特别注意发挥靡遗。凡留心西北情势者，幸垂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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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个刊物卷首的图画来说，《四川》刊登的有《四川省全图》、《夔门》、《瞿唐峡》等；《关陇》刊登的有《陕甘疆域全图》、《潼关》、《太华名岳》、《慈恩寺大雁塔》、《留侯祠》等；《夏声》刊载的有《函谷关》、《潼关》、《骊山下之华清宫》、《灞桥》、《咸阳》、《太华》等；《晋乘》刊登的有《山西全图》、《明逸老太原傅先生山》等；《河南》刊登的有《太昊伏羲氏》、《岳鄂王》、《河南全图》、《嵩山雪月》、《洛阳白马寺》、《明逸民孙夏峰先生隐处之清辉阁图》等；《江西》刊登的有《文文山先生真像》、《江西通省铁路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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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表的论说来看，单《河南》一个杂志，就有《论豫省古今地势之变迁》、《豫省民族迁徙考》、《豫省语言变迁考》、《论二程学派与豫省学风之关系》、《论豫省近世民生之疾苦》、《河南之实业界》、《豫省近世学派考》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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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根据形势的变化所办的这些刊物，对于唤醒内地人们的觉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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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些刊物号召人们放弃预备立宪的幻想，起来进行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暴力革命。当时，清政府正在重申实行预备立宪，国内和海外的立宪派人士正在奔走呼号，要求早开国会。革命，还是立宪？已经不只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个实践的问题了。因此，这些刊物又发表大量文章，列举事实说明，对清政府决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乞求立宪的结果只能是一事无成。只有革命，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只有革命，才能为中国找到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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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在这些刊物中开门见山地写道：现在清政府同国民已经处在完全对立的地位。国民以为利的，政府认为是害；国民以为害的，政府却认为是利的。相互间已没有什么信任可言。希望这样的政府把权力让出来，与国民共谋大计，岂非与虎谋皮？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人们醉心于请开国会，共议国之大政，实无异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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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见，号召国人迅速觉醒，用激烈的手段，起来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构成了这一时期留日学生刊物的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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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剑走偏锋的早期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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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派别的产生，同20世纪初年东京和巴黎无政府主义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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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6月，侨居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分别出现了两个无政府主义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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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以张继、刘师培、何震、汪公权等人为代表，他们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出版了《天义》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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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以张静江、李石曾、吴敬恒、褚民谊为代表，他们出版了《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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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义》半月刊和《新世纪》周刊这两个刊物东西呼应，一股鼓吹无政府主义学说的风暴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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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曾成立社会民主党，但这个党刚一成立就被禁止。1906年，社会民主党以社会党的名义重新建立。可是它的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以片山潜、田添铁二为代表的温和一派，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政治的革命；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为代表的强硬一派，则完全否定议会斗争，主张“直接行动”，用无政府主义的总同盟罢工和暗杀等方式来实现革命的目的。1907年6月，两派正式分裂。片山潜等组织了社会主义同志会；幸德秋水等人则发起社会主义金曜讲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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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首先影响了原来已沾染了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中国激进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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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曾翻译出版过无政府主义著作的张继，1906年又将意大利人马拉叠斯的《无政府主义》日译本译成中文，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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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日本社会党分裂前，张继和章炳麟就通过同盟会会员日人北一辉的关系结识了幸德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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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3月，张继、章炳麟致函幸德秋水，愿登门求教。从此，双方往来联系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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