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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等人在这里说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无政府主义；所说的“讲习”，实际上就是宣传无政府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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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8月31日，讲习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九十多人。会上，刘师培明确宣布，“吾辈之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者也。”“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他认为如果推倒清朝之后再成立新政府，那就“势必举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其结果必将使中国人民较今日更为困苦。接着，张继在会议上声明：该会的目的在于“诠明无政府主义”。幸德秋水应邀出席了这次成立大会，并发表了长篇演说。他介绍了社会主义运动中马克思派和巴枯宁派的分歧，说：“平和派属马克思，激烈派则属巴枯宁。”他反复论述“政府为万恶之源”，号召中日两国国民，互相扶持，“以促无政府主义之实行”。最后，何震在有关女性解放的演说中介绍《天义》报时说，“一面言男女平等，一面言无政府。”所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讲习会定下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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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主义讲习会没有严格的入会手续，只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将姓名住址寄交该会，就自然被认为是其会员，开会时即行通知。社会主义讲习会原定每周集会一次，后改为每月活动两次。1908年4月，会名改为齐民社，但实际上，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名称仍继续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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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社会主义讲习会共计召开过五次代表大会。经常在会上讲演的，中国方面有张继、刘师培、何震、章炳麟、景定成、潘怪汉、乔义生、汪公权、陶成章、南桂馨等人。日本方面有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人。讲演者的演说词，会后多在《天义》刊物上发表。因此，自从社会主义讲习会成立后，《天义》实际上成为社会主义讲习会和女子复权会共同的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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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月，张继因为参加日本的金曜讲习会第二十次会议，被日警追捕，逃往巴黎。社会主义讲习会失去了一名骨干分子。章炳麟虽然参加了讲习会，并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但他始终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1908年4月，章炳麟与刘师培夫妇发生争吵，撤出讲习会。这样，讲习会又失去了一名重要的支持者。同月，刘师培为了避免日本政府的注意，将《天义》停刊，改出《衡报》，托名在澳门出版。6月，发生“赤旗事件”，日本社会党一些领导人被捕入狱。10月，《衡报》出第十一号时被日本政府明令禁止。11月，刘师培、何震归国。从此，这个从1907年6月《天义》出版开始，在日本活动了约一年半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就此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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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同在日本东京一样，也是当地无政府主义者直接、间接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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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的故乡，也是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以及其他许多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经常活动的地方。20世纪初年，仅巴黎一地，无政府主义的报刊就不下数十种。这种情况，深深影响了中国部分的留法学生。张静江和李煜瀛就是中国留法人士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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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江，自名“人杰”，出生在浙江南浔的一个富商之家，自幼尚豪侠。11岁时因救火摔坏了左腿，落下终身残疾，因此失去了科举仕途求取功名的机会。后按清政府惯例，捐银十万两，取得了江苏候补道官衔，1902年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任清政府驻法国巴黎使馆的商务随员。他“旅法数年，渐结识西欧无政府党诸学者，获聆普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学说，因之思想锐进，立论怪特，隐以中国无政府主义之宣讲师自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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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瀛，字石曾、石僧，河北高阳人，出身望族，其父为晚清重臣李鸿藻。1902年随清驻法公使孙宝琦到法国读书。李石曾为留法农科学生，为“无政府党所引诱，以浪漫派普鲁东、巴枯宁为神圣，尊崇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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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李等人同巴黎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有着比较密切的交往，在思想上也多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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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2月，吴稚晖与李石曾、张静江在巴黎正式发起组织“世界社”，地址设于巴黎达庐街25号。1907年1月，他们又创办《新世纪》周刊，直接取名于法文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中文新世纪社址也就设在法文《新世纪》编辑部的楼上。《新世纪》由张静江负责经费，吴稚晖负责排版，李石曾、褚民谊、蔡元培等供给文稿。《新世纪》杂志的理论基础是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并相应介绍普鲁东、巴枯宁、拉马尔克等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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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派认为，国家和政府只不过是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机构，是破坏正常社会的根源。他们鼓吹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在中国实行代议制政治。他们主张科学、互助，提倡以无政府教育来代替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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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派以排皇革命作为无政府革命的出发点。他们认为，“排满不如言排皇。”李石曾甚至说：“社会革命必自倾覆强权始，倾覆强权必自倾覆皇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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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巴黎无政府派创办的世界社的早期事业主要集中在革命言论的宣传和出版事业两个方面上。他们对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态度和在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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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和中在《欧洲同盟会纪实》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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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张静江加盟（指同盟会）后，巴黎之革命团体为之一变，盖从前纯为学生，此刻则兼营商业。西历一九○七年阳历年节，我赴巴黎，则见有开元茶馆之设，兼售中国美术品。李煜瀛（石曾）有印字处之设，专出画报，又组织豆腐公司。吴敬恒亦来，筹出《新世纪》周刊。时总理需款甚急，静江至出卖茶馆、停止营业以济之，前后若千万，不复如寒酸学生之仅能接济旅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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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派之所以一面坚持宣传无政府主义观点，一面又从经济上支持孙中山，并力图弥合与同盟会纲领的歧异，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观点上的分歧，“固无碍其同为革命党也，无碍其协力以图最近之革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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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记载，1906年3月4日，张静江从巴黎乘客轮返沪办理中国通运公司有关商务。在甲板上，他惊奇地发现擦肩而过的是自己敬仰多年的孙中山。张静江欣喜若狂地来到孙中山的客舱，自我介绍，表示愿为革命提供支持与帮助，包括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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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素不相识，孙中山婉拒了他的一番好意。张静江发现对方不信任自己，便直截了当地说：“孙先生是否还记得前年冬天在法国，您的一批文件失而复得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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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1904年冬天，孙中山为宣传革命来到了法国，住在巴黎利俟尼街的瓦克拉旅馆。兴中会法国分会几名叛盟者，潜入孙的卧室，窃得同盟会盟书等重要文件，赶到驻法公使馆向孙宝琦告密。若按大清律法追究，孙中山免不了再次蒙难。待那几人走后，张静江便对孙宝琦劝道：“孙逸仙是国际公认的中国革命领袖，虽然这个革命是针对我们政府的，但法国乃至英美等国，除了大批民众，尚有不少政府官员同情和倾向孙先生革命。按这批文件论，逮捕和引渡孙逸仙均不为过，但这一来，你就成了致死孙逸仙、扼杀中国革命的罪魁祸首，成了历史罪人。”孙宝琦是位开明的官员，决定将文件退还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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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孙中山，当晚回到住所，见屋内一片狼藉，那批文件不翼而飞，着实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即召集有关人员，急商对策，并派人四处寻找，整整折腾了一夜，毫无所获。谁料次日竟由清政府使馆差人将文件送回，这一直成为孙中山心中的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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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张静江绘声绘色说出那段经历，孙中山顿时哈哈大笑道：“原来那批文件失而复得，是你在其中巧施援手呀!”两人相谈甚欢。临别时，张静江和孙中山约定：“以后革命事业如果需要款项，可随时打电报给我，为保密起见，电报上不用写数目，只写ABCDE，就可以代替1万、2万、3万、4万、5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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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孙中山在华南沿海、沿边地区发动武装起义，需要购买枪支弹药，可当时同盟会经费枯竭。危急之中，孙中山想到了一年前邂逅的张静江和他们约定的暗号。他取中间字母C，试着让胡汉民给张静江发电报。当时黄兴他们都不敢相信，在轮船上碰到一个还是清朝的官员，怎么可能给你钱呢？结果电报拍出去不到20天，钱就寄到了，是3万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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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孙中山又先后以A和E为暗号，致电张静江，如约收到了1万和5万法郎。有这些资金做基础，革命党就1907年一年一连发动了5次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廉州起义、钦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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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孙中山让胡汉民代笔致函张静江，表示他及众位革命同志对张静江慷慨资助的谢意，同时如实将己方的军事行动及收到捐款后用于革命的各项开支情况作了详尽的报告。张静江当即复信给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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