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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和中在《欧洲同盟会纪实》一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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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张静江加盟（指同盟会）后，巴黎之革命团体为之一变，盖从前纯为学生，此刻则兼营商业。西历一九○七年阳历年节，我赴巴黎，则见有开元茶馆之设，兼售中国美术品。李煜瀛（石曾）有印字处之设，专出画报，又组织豆腐公司。吴敬恒亦来，筹出《新世纪》周刊。时总理需款甚急，静江至出卖茶馆、停止营业以济之，前后若千万，不复如寒酸学生之仅能接济旅费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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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派之所以一面坚持宣传无政府主义观点，一面又从经济上支持孙中山，并力图弥合与同盟会纲领的歧异，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观点上的分歧，“固无碍其同为革命党也，无碍其协力以图最近之革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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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记载，1906年3月4日，张静江从巴黎乘客轮返沪办理中国通运公司有关商务。在甲板上，他惊奇地发现擦肩而过的是自己敬仰多年的孙中山。张静江欣喜若狂地来到孙中山的客舱，自我介绍，表示愿为革命提供支持与帮助，包括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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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素不相识，孙中山婉拒了他的一番好意。张静江发现对方不信任自己，便直截了当地说：“孙先生是否还记得前年冬天在法国，您的一批文件失而复得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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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1904年冬天，孙中山为宣传革命来到了法国，住在巴黎利俟尼街的瓦克拉旅馆。兴中会法国分会几名叛盟者，潜入孙的卧室，窃得同盟会盟书等重要文件，赶到驻法公使馆向孙宝琦告密。若按大清律法追究，孙中山免不了再次蒙难。待那几人走后，张静江便对孙宝琦劝道：“孙逸仙是国际公认的中国革命领袖，虽然这个革命是针对我们政府的，但法国乃至英美等国，除了大批民众，尚有不少政府官员同情和倾向孙先生革命。按这批文件论，逮捕和引渡孙逸仙均不为过，但这一来，你就成了致死孙逸仙、扼杀中国革命的罪魁祸首，成了历史罪人。”孙宝琦是位开明的官员，决定将文件退还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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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孙中山，当晚回到住所，见屋内一片狼藉，那批文件不翼而飞，着实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即召集有关人员，急商对策，并派人四处寻找，整整折腾了一夜，毫无所获。谁料次日竟由清政府使馆差人将文件送回，这一直成为孙中山心中的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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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张静江绘声绘色说出那段经历，孙中山顿时哈哈大笑道：“原来那批文件失而复得，是你在其中巧施援手呀!”两人相谈甚欢。临别时，张静江和孙中山约定：“以后革命事业如果需要款项，可随时打电报给我，为保密起见，电报上不用写数目，只写ABCDE，就可以代替1万、2万、3万、4万、5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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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孙中山在华南沿海、沿边地区发动武装起义，需要购买枪支弹药，可当时同盟会经费枯竭。危急之中，孙中山想到了一年前邂逅的张静江和他们约定的暗号。他取中间字母C，试着让胡汉民给张静江发电报。当时黄兴他们都不敢相信，在轮船上碰到一个还是清朝的官员，怎么可能给你钱呢？结果电报拍出去不到20天，钱就寄到了，是3万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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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孙中山又先后以A和E为暗号，致电张静江，如约收到了1万和5万法郎。有这些资金做基础，革命党就1907年一年一连发动了5次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廉州起义、钦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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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孙中山让胡汉民代笔致函张静江，表示他及众位革命同志对张静江慷慨资助的谢意，同时如实将己方的军事行动及收到捐款后用于革命的各项开支情况作了详尽的报告。张静江当即复信给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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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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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读罢，深为感慨，觉得此人胸怀坦荡。如此慷慨大义，只尽疏财之义务，不问应享之权利，实为平生所少见。他钦佩地说：“人杰确为革命奇人，也可称革命圣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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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于1907年6月22日创刊，至1910年5月21日停刊，共出版了121期，连续出版将近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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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无政府派的激进性倾向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和注意。1907年10月，清朝外务部准两江总督电，以《新世纪》煽惑人心，请予禁止，并电令驻法公使查禁发行。其后，1908年10月25日，清政府又电令沿海沿江各省，严禁行销《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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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天义和新世纪所代表的这两个无政府主义派别，各自具有哪些特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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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胡绳武在《辛亥革命史稿》第二卷中认为，《天义》、《衡报》这一派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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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们较多地反映了中国农村小生产者的思想倾向，激烈地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实行议会制度，同情农民，注意农民问题，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幻想在革命成功后立即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农工结合制”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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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声称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他们把老子称为“中国无政府主义发明家”。认为：“中国自三代以后，名为专制政体，实与无政府略同。”“实行无政府主义，以中国为最易。故世界各国无政府当以中国为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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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们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并肯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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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们突出妇女解放问题。在《天义》的宣传中，无政府主义者用大量的事实材料，具体细致地揭露了中国妇女所受的种种压迫、侮辱、欺凌与折磨，强烈地控诉了妇女的悲惨遭受。他们认为，解放妇女的根本改革在于“尽覆人治，迫男子尽去其特权退与女子，使世界无受制之女，亦无受制之男”。一句话，只有“废灭政府”，才能实现妇女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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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学理方面，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除系统地介绍西方无政府主义之外，自己的发明创造并不多。不过，他们高举反对国粹主义的大旗，主张“尊今薄古”，“行孔丘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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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有着适宜于自己生存的土壤和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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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犹如汪洋大海的国度。这些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陷于破产或半破产的悲惨境地。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专制和强权怀着强烈的憎恨，渴望有一天能把它们扫除干净，而小生产者的地位又使他们不可能凝聚成为一股巨大的团体力量，因而他们渴求和梦想获得个人的绝对自由。这一切，都因他们濒于破产的境遇而发展到狂热的极端的地步。这就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得以产生的沃壤。日本、法国、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则为他们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能迅速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思潮提供了直接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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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看，无政府主义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它所鼓吹的绝对的个人平等和自由，要求扫荡一切权力，取消一切政府等等，不仅是无法付诸实行的空想，而且还起着败坏和涣散集体意志的消极作用。但如果把时间局限在清末来看，它却有一个很大的功劳：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工人、农民才是社会的主人，主张土地财产均归公有，人人做工，人人劳动。这些新观念是他们介绍到中国人面前来的。这种思潮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曾起过重要的阶梯作用，充当了思想战线上的一个解放人们思想的新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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