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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上海人情鼎沸，志士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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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黄炎培等在上海绅商市民一千二百余人，立志谏阻废黜光绪皇帝，他们推举由经元善领衔发电报作为奏疏，上书请求慈禧太后收回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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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闻讯后，雷霆大怒，下令严厉处置经元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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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晨，在北京的盛宣怀密电上海的郑观应等说，经元善电奏之事使慈禧太后龙颜大怒，恐有不测，嘱经元善家属亲戚，力劝他“辞差远离”，暂避一下风头。在家人和朋友的劝说下，29日，经元善乘英公司轮船仓皇南行，2月7日到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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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澳门的绅商士民，闻说此事后，立即行动起来，给予经元善保护并批评清政府的专制行为。澳门出版的《知新报》，报道了经元善发谏阻废立的电奏，并发表编者按语，指责清廷下令逮捕经元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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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经元善收到家中来信说，两江总督鹿传霖要他到南京面商。经过考虑后，经元善准备2月26日返回上海。然而，23日下午，招商局澳门负责人叶侣珊对经元善说，有远友来访将到，务请稍缓行期，经元善遂决定推迟二天离澳。但就在25日傍晚，经元善却被澳门葡萄牙当局逮捕，押送入狱。据说，原因是当时京中御史余诚格奏参电报局亏空，指责盛宣怀为督办没有制止总办经元善的失职。于是，清廷责成盛宣怀捕拿经元善。实际上，经元善是匆忙出逃、局务未及报销交代。盛宣怀为了卸责，不得不诬经元善是“亏空逃走”。因此，他“电请粤督李鸿章备文移提”。见电后，李鸿章即派道员刘学询等人到澳门，要求葡萄牙当局给予移交经元善。这样，便有了25日经元善被捕入狱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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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善被捕消息传出后，上海、香港各埠的中外绅商、敎士、报馆，纷纷致电澳门当局，要求主持公论。在澳门的保皇会人士，也对经元善“全力相庇”。最后，终因保皇会人士何廷光等人竭力劝阻，刘学询等人才改变了将经元善解省就质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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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卸责和取悦清政府，4月下旬，盛宣怀又以经元善“拐款逃走”为刑事案件，并派所谓证人到澳门对质。由于何廷光等人再次全力相庇，盛宣怀的阴谋没有得逞。同时，《知新报》也发表文章，批评《申报》称经元善为康有为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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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澳葡当局正式照会李鸿章，指出他所得有关经元善短解公款消息，皆不确实。此后如欲所问，“可直照会澳政府相询”。但盛、李不甘心失败，故又于6月中旬，使原告律师上控，要求将案卷提往葡京里斯本复核。这时，经元善对于盛宣怀只知避一己祸害而不顾违背公理的事情十分生气，他上书李鸿章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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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善羁澳一案，初衷实不愿与廿载共事，名为患难道义旧交，在异域对簿公庭，贻讥外人，心实耻之，但原呈既借题饰词，不能不候友邦淑问，庶几水落石出，势难自由，非敢抗宪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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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拖到1900年底，经过里斯本高级法庭复核，葡萄牙政府确认经元善是政治犯。1901年春，澳门当局将经元善释放，并给予政治避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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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清政府企图捕捉严惩经元善的企图全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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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善作为布衣而敢于质问当权太后，这件事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影响甚大。它至少说明，在国难日深的关头，中国广大基层民众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关心着国事；同时也说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此时也已潜伏下了严重的危机，出现了不可弥补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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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墨水瓶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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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墨水瓶风潮”，这是中国最早的反专制的学运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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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公学是中国近代一所很有影响的学校，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1896年冬，由洋务大员盛宣怀奏请筹设，1897年4月在上海徐家汇正式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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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公学初期设有师范院、中院（即中学）、外院（即小学）、特班和政治班。其中，中院的规模最大，共有六个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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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名为新式学校，但实际上当时封建习俗仍然很深，教师中既有热心新学的新派，也有顽固保守的旧派。虽然从私塾到新式学堂，管理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学校当局仍旧习惯于用旧的专制、苛刻的礼教来束缚学生。同时，教师对学生中萌发的新思想也不理解，师生之间常常发生对立情绪。如中院五班中文教师郭镇瀛，江苏如皋人，举人，思想非常保守。他讲授的两门课《大清会典》和《圣武记》，因为内容陈旧而不受学生欢迎。为人又刻板专横，如他上课坐的椅子必须放在正当中，稍微斜一点就不高兴，大声斥责：“又歪了，谁摆的，不行！”平时，还严禁学生阅读各种新式书报杂志，引起学生严重不满。被称为中国学运史上“一声霹雷”的“墨水瓶事件”，就发生在五班学生对郭镇瀛的不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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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11月5日，公学五班上课时，郭镇瀛发现师座上有一只洗净的墨水瓶，就暴跳如雷，认为这是学生在有意捉弄他，便严词追查。五班学生均回答：“不知。”郭镇瀛就恐吓坐在前排的学生贝寿同、伍石卿，限他们三日内告发，否则加罪。经威胁，五班有一学生诬告此瓶是学生伍正钧所放。13日，校方应郭镇瀛要求，公告开除无辜学生伍正钧，同班其他同学也因为所谓知情不报而受到“记大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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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校这样的处理意见，当事人伍正钧感到冤枉，其他同学也感到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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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五班全体同学相约集体到学校总办（即校长）汪凤藻处申述事实真相，要求撤销处分，但遭到汪凤藻的拒绝。当晚，五班全体同学决定次日全班集体退学，以示抗议，并到各班作告别演说，得到广大同学的普遍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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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早晨，事情进一步恶化。汪凤藻竟以“学生私自聚众演说，大干例禁”的罪名，张贴布告，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同学。汪凤藻的这一草率决定，引起全校哗然。于是，各班学生二百余人同到总办处求情，但汪凤藻拒不接见。后经再三要求，汪凤藻虽同意接见各班代表，但仍然拒绝收回开除五班学生成命的请求，并蛮横地表示：“五班已经开除，非诸生所得干预，愿去者听。”见此，各班代表愤然退出。之后，他们又集体前往督办处，请求面见公学督办盛宣怀，但盛宣怀拒不接见。在此情况下，学生们决定集体退学，以抗议校方的错误决定，反对对学生采用专制武断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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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事情发展到了骑虎难下的程度。校方感到十分为难，于是请出了受学生尊敬的特班班主任蔡元培来进行调解。经过蔡元培的耐心说服，学生们方同意暂缓行动。蔡元培当晚前去拜见公学督办盛宣怀，而盛宣怀却以“别有要事”辞而不见。几经交涉，至16日晨，仍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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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迎着晨光，全体学生早早起来，打好行装，集体在大操场，等候校方最后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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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左右，仍然不见回音。全校学生以班级为序，高呼“祖国万岁”的口号，秩序井然地走出了南洋公学。素有民主思想的蔡元培也因此愤而辞职，跟随学生一起离开了南洋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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