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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海相呼应，在赵声、章士钊等人的发动下，南京水师、陆师、高等师范等学堂的学生也集会于北极阁，要求编立“民兵”，增设武备功课，练兵操，以备抗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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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深深地激动着海内外中国人民的心。沪、宁之外，新疆的回族人民表示愿一战强俄；东京中国留学生纷纷停课，集会聚议，筹组“义勇铁血团”；陈天华于感愤之中写血书寄回湖南，要求湘人预备死战；远在美洲的华商则打电报回国，表示愿承担对沙俄侵略军作战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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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在上海拒俄运动的带动下，各地拒俄组织不断涌现。广东有助国拒俄同志议会，哈尔滨有商民自保会，锦州有仇俄会，湖北也有人发起组织拒俄会。其中，以丁开嶂的抗俄铁血会为最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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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开嶂，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学生。1903年曾参加过上书要求拒俄的活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和同学朱锡麟、张榕等三人共同出关，在东北组织抗俄武装。朱锡麟组织了东亚义勇队，张榕倡办“东三省保卫公所”，组织“关东保卫军”，丁开嶂则创立了抗俄铁血会。铁血会联络了活跃于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省的“绿林领袖”，“小伙数百，大伙数千，最大之伙数万”，决心将沙俄侵略军从我国境内赶出去。像丁开嶂等人这样直接投入抗俄武装斗争的知识分子为数并不多，但它是这一阶段拒俄运动的一个特色。沙皇俄国侵略行动的加剧起了警醒中国人民的作用，迫使拒俄运动的先进分子不能再停留在集会、演说、通电等常用的抗议形式上，而是转入了直接的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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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拒俄运动的另一特色，是工人阶级的活跃。东北工人直接受沙俄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因此，对沙俄帝国主义最为仇恨，“无论何事，皆喜与俄人相抗”，“其心恨俄人实深”。1904年2月，在旅顺沙俄海军工厂工作的两千余名中国工人全体罢工。3月，被沙俄霸占的东北各矿山中国工人也相率罢工。沙俄侵略者以增加工资为饵，诱骗工人复工，但工人坚持斗争。其中，武山煤矿工人更组织起来攻击沙俄侵略者。不少工人逃离工厂、矿山，投入东北人民抗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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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底，俄军在日俄战争中战败，溃逃上海的阿斯科舰水兵无故杀害上海工人周生友，沙俄帝国主义拒绝交出凶手。对此，上海人民立刻掀起了要求惩凶的斗争。第一商学会举行演说会，对俄同志女会所在的宗孟女学演出了俄兵杀毙周生友的影戏，《警钟日报》发表了《为俄兵砍毙华人事敬告全国同胞》和《宁波人可以兴矣》等一系列文章，号召“联合群力，同盟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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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月14日，在上海的各省商董在商务总会集会，决定停用俄国银行钞票，周生友的宁波籍同乡工人则在全市散发传单，定于15日召开四明公所会议，准备罢工罢市。次日，数千工人在四明公所前聚会。由于清政府的干预和上海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妥协，这次斗争未能得到进一步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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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俄运动促进了反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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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俄运动的领袖之一蔡元培，原是清朝的翰林院编修，1901年以后逐渐趋向激进，1902年组织了中国教育会。但是，到参加拒俄运动时，他至少还不是坚决的反清革命者。1903年初，他还曾希望团结清政府共同抵御沙俄侵略。然而，清政府的昏庸和懦弱，粉碎了他的幻想，终于使他成为激进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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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让人们认识到：要御外侮必须先实现反清革命，得出了要挽救民族危机，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结论。以拒俄运动为标志，许多人开始从反帝投向反清革命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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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03年6、7月份，上海地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已经日趋高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公然鼓吹反清革命，大上海一时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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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上海的政治空气一时虽然还让人感到窒息般地难受，但是，一场猛烈的政治暴风雨就要在这里降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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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叱咤风云《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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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排满革命的思潮也在上海迅速高涨起来。这个高涨起点的标志，便是刚从日本归国的青年留学生邹容所写的《革命军》一书在上海的出版和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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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威丹，四川巴县人，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他的父亲邹子璠，是一个拥有巨资的富商。邹容幼年时，就很有反叛性。12岁时，第一次参加考试，他就因同考官顶撞而退出试场，用拒考来表示反抗。他对父亲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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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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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邹容13岁时，随日本人学习英、日文，开始接触到西方民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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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因此得识诸学门径，习闻欧理绪余，乃浏览种种新籍时报，每有所刺激，好发奇辟可骇之论，又纵谈时事，人因是以谣言局副办呼之。无少长贵贱，如其人腐败，或议有不合，容必面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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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的消息传到四川，邹容悲愤异常。他冒着危险把谭嗣同的遗像悬挂在自己的座旁，并题“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的悼念诗以勉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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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夏，邹容怀着学习革新本领的愿望，到成都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生。他回家时，给大哥蕴丹写信，痛斥科举制度：“近国家多难，而必欲糜费千百万之国帑，以于百千万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中，而拣其一二尤者，于天下国家，何所裨益？”并劝他大哥：“其从事于崇实致用之学，以裨于人心世道也可。”当他准备留日时，他的舅父刘华廷阻挠他说：“中国之弱，乃是天运。”“汝一人岂能挽回？”“若欲为国，试看谭嗣同将头切去，波及父母，好否自知。”邹容在离家到上海后，给他父母去信时，断然表示：“人人俱畏死，则杀身成仁无可言。”只要正义所在，“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义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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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春，邹容到达日本东京，进入同文书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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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在蜀时，既有所感触，及东来，日受外界刺激，胸怀愤怒，愈难默弭，思想更趋激进。凡留学生集会时，他常争先演说，言辞犀利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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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驻日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站在清政府的一边，经常排斥和迫害留日爱国学生。马君武不能入成城学校、刘成禺不能入联队，都是他出的主意，“人言籍籍”，“多归怒于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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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3月31日，邹容和张继、翁浩、王孝缜、陈由己五人，乘姚文甫有奸私事，夜闯姚文甫的住所，持剪刀剪断了他的辫发，把姚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并在旁写道：“南洋学生监督、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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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4月，因姚文甫辫发事，邹容被迫离日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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