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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后，邹容住在爱国学社，和章炳麟同寓。邹容与章炳麟、章士钊、张继十分投合，遂结为了兄弟之盟。这时，正值拒俄运动开始高涨，邹容积极参加爱国学社的各种活动。1903年4月27日，邹容参加了爱国学社在张园召开的拒俄大会，后又加入国民总会。不久，邹容就奋笔疾书，完成了极富感染力和战斗性的宣传民主革命的著作《革命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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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这部著作，1903年5月，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发行。上海出版的《苏报》在6月9日刊登了章士钊的《介绍革命军》和署名“爱读《革命军》者”的《读革命军》，6月10日又刊登了章炳麟的《革命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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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这部著作，在清末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历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它以通俗易懂、论事晓畅、痛快淋漓的笔墨宣传革命思想，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从而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开山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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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开《革命军》这本书，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邹容对反清反帝革命的热情洋溢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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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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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我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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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作一些比较：在邹容之前，孙中山自然是有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的，他所领导的旨在推翻清政府统治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他自己到1903年为止，一直还没有写出比较系统的宣传革命思想的著作。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又因短于学理，不为人所重；1901年的《国民报》是有革命倾向的，但它这种倾向常常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来表达，没有正面地响亮地喊出反清革命的口号；《江苏》上《革命其可免乎》等文章的发表，已在《革命军》出版以后。因此，像这样旗帜鲜明地高举起革命的旗帜，痛快淋漓、毫不吞吞吐吐地鼓吹反清排满革命主张的著作，《革命军》应该算是开中国近代思想界之先河。它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确实有着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意义，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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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军》中，邹容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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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响亮地喊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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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激情洋溢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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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之爱其种也，必其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世界人种之公理、抑亦人种发生历史之一大原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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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以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思想同西方资产阶级人种学杂糅在一起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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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把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集中到“反满”这一点上来。并从三个方面去宣传和鼓动人们“反满”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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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引证《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所载的种种历史事实，提出“父兄之仇不报，而犹厚颜以事仇人”；“高曾祖若有灵，必当不瞑目于九泉”，来重新激起人们“为父兄报仇”的旧仇新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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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从现实生活中的实例，列举少数满人专有行政官之半额、八旗驻防各省以防汉人、八旗子弟有自然俸禄等事实，来说明满汉两族待遇的不平等，以激发人们的“不平”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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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他从清政府的对外态度中，以上谕中的“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等语来揭露清政府卖国媚外的真面孔，以号召人们放弃对清政府的幻想，进而鼓动人们去“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恢复汉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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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的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目标，鼓动人们排满，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他在书中也表露了浓重的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他不分阶级地认为只要同出一族，就都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同排斥他族。他所反对的对象，不限于清朝的少数统治者，还把整个满族人民都污蔑为“披毛戴角之满洲种”而要加以“诛绝”。这些，自然是十分错误的。他甚至还认为，“我中国固具有囊括宇内，震耀全球，抚视万国，凌轹五洲之资格者也”，如果不是处在清朝统治之下，“吾恐印度也、波兰也、埃及也、土耳其也，亡之灭之者，不在英俄诸国，而在我中国，亦题中应有之目耳。今乃不出于此，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使不得等伦于印度红巾、非洲黑奴。吁！可惨也！嘻！可悲也！夫亦大可丑也！夫亦大可耻也！”当本民族自身还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奴役下时，邹容就已经想到：一旦解除了这种压迫奴役，就可以反过来压迫奴役其他民族，这正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动一面。这个错误的思想，也在邹容的《革命军》里暴露得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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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在《革命军》中，旗帜鲜明地、系统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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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从国民的天赋权利这一观念出发来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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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试问吾侪何为而革命？必有障碍吾国民天赋权利之恶魔焉，吾侪得而扫除之，以复我天赋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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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后世之人，不知此义，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盗巨寇，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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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交，实一部大奴隶史。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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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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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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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军》中，邹容还进一步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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