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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让人们认识到：要御外侮必须先实现反清革命，得出了要挽救民族危机，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结论。以拒俄运动为标志，许多人开始从反帝投向反清革命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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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03年6、7月份，上海地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已经日趋高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公然鼓吹反清革命，大上海一时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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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上海的政治空气一时虽然还让人感到窒息般地难受，但是，一场猛烈的政治暴风雨就要在这里降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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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叱咤风云《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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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排满革命的思潮也在上海迅速高涨起来。这个高涨起点的标志，便是刚从日本归国的青年留学生邹容所写的《革命军》一书在上海的出版和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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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威丹，四川巴县人，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他的父亲邹子璠，是一个拥有巨资的富商。邹容幼年时，就很有反叛性。12岁时，第一次参加考试，他就因同考官顶撞而退出试场，用拒考来表示反抗。他对父亲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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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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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邹容13岁时，随日本人学习英、日文，开始接触到西方民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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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因此得识诸学门径，习闻欧理绪余，乃浏览种种新籍时报，每有所刺激，好发奇辟可骇之论，又纵谈时事，人因是以谣言局副办呼之。无少长贵贱，如其人腐败，或议有不合，容必面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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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的消息传到四川，邹容悲愤异常。他冒着危险把谭嗣同的遗像悬挂在自己的座旁，并题“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的悼念诗以勉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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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夏，邹容怀着学习革新本领的愿望，到成都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生。他回家时，给大哥蕴丹写信，痛斥科举制度：“近国家多难，而必欲糜费千百万之国帑，以于百千万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中，而拣其一二尤者，于天下国家，何所裨益？”并劝他大哥：“其从事于崇实致用之学，以裨于人心世道也可。”当他准备留日时，他的舅父刘华廷阻挠他说：“中国之弱，乃是天运。”“汝一人岂能挽回？”“若欲为国，试看谭嗣同将头切去，波及父母，好否自知。”邹容在离家到上海后，给他父母去信时，断然表示：“人人俱畏死，则杀身成仁无可言。”只要正义所在，“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义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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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春，邹容到达日本东京，进入同文书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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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在蜀时，既有所感触，及东来，日受外界刺激，胸怀愤怒，愈难默弭，思想更趋激进。凡留学生集会时，他常争先演说，言辞犀利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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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驻日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站在清政府的一边，经常排斥和迫害留日爱国学生。马君武不能入成城学校、刘成禺不能入联队，都是他出的主意，“人言籍籍”，“多归怒于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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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3月31日，邹容和张继、翁浩、王孝缜、陈由己五人，乘姚文甫有奸私事，夜闯姚文甫的住所，持剪刀剪断了他的辫发，把姚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并在旁写道：“南洋学生监督、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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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4月，因姚文甫辫发事，邹容被迫离日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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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后，邹容住在爱国学社，和章炳麟同寓。邹容与章炳麟、章士钊、张继十分投合，遂结为了兄弟之盟。这时，正值拒俄运动开始高涨，邹容积极参加爱国学社的各种活动。1903年4月27日，邹容参加了爱国学社在张园召开的拒俄大会，后又加入国民总会。不久，邹容就奋笔疾书，完成了极富感染力和战斗性的宣传民主革命的著作《革命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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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这部著作，1903年5月，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发行。上海出版的《苏报》在6月9日刊登了章士钊的《介绍革命军》和署名“爱读《革命军》者”的《读革命军》，6月10日又刊登了章炳麟的《革命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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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这部著作，在清末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历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它以通俗易懂、论事晓畅、痛快淋漓的笔墨宣传革命思想，易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从而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开山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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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开《革命军》这本书，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邹容对反清反帝革命的热情洋溢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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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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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我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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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作一些比较：在邹容之前，孙中山自然是有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的，他所领导的旨在推翻清政府统治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他自己到1903年为止，一直还没有写出比较系统的宣传革命思想的著作。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又因短于学理，不为人所重；1901年的《国民报》是有革命倾向的，但它这种倾向常常以隐晦曲折的方式来表达，没有正面地响亮地喊出反清革命的口号；《江苏》上《革命其可免乎》等文章的发表，已在《革命军》出版以后。因此，像这样旗帜鲜明地高举起革命的旗帜，痛快淋漓、毫不吞吞吐吐地鼓吹反清排满革命主张的著作，《革命军》应该算是开中国近代思想界之先河。它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确实有着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意义，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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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军》中，邹容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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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响亮地喊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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