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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后世之人，不知此义，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盗巨寇，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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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交，实一部大奴隶史。自世界文明日开，而专制政体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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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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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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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军》中，邹容还进一步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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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中华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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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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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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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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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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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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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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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在全书最后，响亮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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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像这样系统地提出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前无古人，后有来者，邹容不愧是中国思想界公开反清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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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邹容的心目中，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是中国革命的最好榜样。在他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中明确地规定：“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他特别推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在他看来，法国革命也好，美国独立也好，都是卢梭等人的学说结出的丰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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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激情四射、欣喜若狂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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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卢梭等学说，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旛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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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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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许多革命者真诚地、丝毫不加批判地把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看做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十分相信学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真正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那时放在中国人面前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正是最出色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的最好的范例。因此，法国和美国的革命模式就成为当时许多革命者心目中的最高榜样。邹容《革命军》中的这几段话，确实把当时革命者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的崇拜心情，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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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革命军》一书的发表，在当时国内思想界，有如平地一声春雷，一道闪电，让人们振聋发聩、耳目一新。它在中国民众面前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对于反清革命运动的开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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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革命军》充满着炽烈的革命激情，笔调又通俗明快、犀利深刻，使人读着它就像触到了电流一样，无法平静下来，这就更增强了此书的影响力、感染力、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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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一书出版后不久，章士钊在6月9日的《苏报》上发表《读革命军》一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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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扯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李商隐于韩碑“愿书万本诵万遍”，吾于此书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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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一时风行海内外。香港翻印的称之为《革命先锋》，新加坡翻印的称之为《图存篇》，上海翻印的有的称《救世真言》，在横滨与章炳麟《驳康有为书》并刊的称《章邹合刊》，还有将它与《扬州十日记》合刊的，销售总数当逾100万册以上，在清末革命书刊的销数中以绝对的优势占居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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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以后在回忆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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