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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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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3月，也就是拒俄运动前夜到达日本留学的吴玉章也在回忆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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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03年夏，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的旗帜就更为鲜明了。邹容以无比的热情歌领了革命，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时脍炙人口，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所宣扬的革命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一点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其中尚有不少狭隘与偏颇之处，今天看来，当然是早已过时的了；但在当时，他这本书的出版，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泯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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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去日本途中，就已经呼吸到了革命的空气；到日本以后，又受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参加了拒俄学生运动；这样，改良主义思想在我头脑中就逐渐丧失了地位。”“由于经过了这许多变化，所以当我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文章以后，我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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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邹容的《革命军》一书的问世，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点燃了人们心中的革命之火，其宣传与鼓动人们反清反专制的爱国情绪，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初年的整整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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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揭下康有为的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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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前后，保皇派领袖康有为在海外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这篇文章，阐述了他反对革命排满、主张立宪保皇的顽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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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美洲华侨对康有为的保皇宣传发生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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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美洲华侨中的保皇会会员曾对康有为谈到，他们向往革命。他们认为，保皇会一向不遗余力、忠心保皇，但清王朝却视而不见，不仅缉捕保皇会员，对其或杀或监，甚而在保皇会成员逃到海外后，仍然穷追不舍，必欲斩草除根。既然这样，保皇会不如改变政策，“以铁血行之，仿效华盛顿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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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情况，康有为心急如焚，很快，他就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这篇文章，希望能够澄清美洲华侨中存在的混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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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康有为以庸俗进化论为依据，旁征博引、洋洋万言地论述与继续鼓吹他的保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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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文中反复强调，要把慈禧太后、荣禄之流与光绪皇帝区别开来。康有为认为，慈禧太后等人虽然昏庸残暴，欺国虐民，但光绪皇帝却是一个少有的圣明英君，因此，不能因为慈禧太后等人的残暴就对清王朝的统治丧失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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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预言：后党秉政的局势不久就会改变，因为慈禧太后已经昏老，不可能长久待在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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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强烈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做法。根据他的认识，他罗列了中国不能进行革命的四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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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大理由是：一曰革命残酷；二曰国情特殊；三曰革命必然招致外国干涉；四曰皇帝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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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攻击革命派的反满口号是无的放矢，他认为满汉早已平等。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立宪容易，革命困难；立宪有利，革命有害；只可以立宪，而不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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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康有为在海内外名气很大，他的这些保皇言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这篇文章在当时思想舆论战线上混淆了人们的视听，严重阻碍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美洲华侨中的宣传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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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驳斥康有为的谬论，澄清人们的混乱思想，打破人们对清政府的幻想，宣传革命排满的主张，1903年上半年，章炳麟写了一封致康有为的公开信，即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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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汉族，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1896年出生在浙江余杭县东乡仓前镇的一个书香世家。早年，他所受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所走的是乾嘉以来朴学家的老路。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使他开始了寻找使祖国强盛起来的药方。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西学书籍，希望从中寻求新的理论批判武器。1897年，他担任《时务报》撰述，1898年因参加戊戌维新运动被清廷通缉，被迫流亡日本。1900年，章炳麟剪去辫发，以示和改良主义决裂，从此坚决走上了推翻清王朝落后统治的革命道路。1901年8月，章炳麟写作《正仇满论》，笔锋直斥清政府为卖国政府，指出不推翻这个卖国的政府，中国人民不但要在它的腐朽统治下过着痛苦的生活，而且中国还有被帝国主义列强灭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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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将公开信写好之后，曾请人带到香港转交康有为，结果未能带到。1903年6月，《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邹容的《革命军》“同时刊行，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在海内外人们的心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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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3年5月25日，《苏报》刊出书介一则，就向读者推荐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说》，该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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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力主立宪，议论荒谬。余杭章炳麟移书驳之，持矛刺盾，义正词严。凡我汉种，允置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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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苏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标题，摘录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中点名直斥当朝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这八个字一出，石破天惊，中外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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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是从正面阐述了反清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的话，那么，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则是从批判改良主义的错误言论的论战中，全面论述了革命的重大意义。这篇文章，是革命派对改良派正面进行批判中，第一篇思想性和战斗力都十分锋利的文章，也是在当时对于引导海内外人们走上反清革命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篇华章。在这篇气势磅礴、笔锋犀利的长文中，章炳麟站在鲜明的民主主义革命立场上，运用事实，毫不客气地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改良可救中国的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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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炳麟列举了清王朝压迫汉族的历史，指出从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屡兴不废的文字狱，直到清末戊戌政变、残杀维新党人，这一系列压迫汉人的罪行都表明满为主，汉为奴，并不存在什么康有为所说的什么“满汉平等”。在这篇文章中，章炳麟以很大的篇幅同康有为辩论满汉并非同族，指出：只要清政府的统治一日存在，满汉两族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只有革命排满，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满汉两族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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