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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中华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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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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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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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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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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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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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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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在全书最后，响亮地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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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像这样系统地提出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前无古人，后有来者，邹容不愧是中国思想界公开反清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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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邹容的心目中，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是中国革命的最好榜样。在他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中明确地规定：“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他特别推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在他看来，法国革命也好，美国独立也好，都是卢梭等人的学说结出的丰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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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激情四射、欣喜若狂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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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卢梭等学说，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旛以招展于我神州土。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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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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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许多革命者真诚地、丝毫不加批判地把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看做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十分相信学了这些东西就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真正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那时放在中国人面前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正是最出色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的最好的范例。因此，法国和美国的革命模式就成为当时许多革命者心目中的最高榜样。邹容《革命军》中的这几段话，确实把当时革命者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五体投地、顶礼膜拜的崇拜心情，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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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容《革命军》一书的发表，在当时国内思想界，有如平地一声春雷，一道闪电，让人们振聋发聩、耳目一新。它在中国民众面前树起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对于反清革命运动的开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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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革命军》充满着炽烈的革命激情，笔调又通俗明快、犀利深刻，使人读着它就像触到了电流一样，无法平静下来，这就更增强了此书的影响力、感染力、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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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一书出版后不久，章士钊在6月9日的《苏报》上发表《读革命军》一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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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扯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李商隐于韩碑“愿书万本诵万遍”，吾于此书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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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一时风行海内外。香港翻印的称之为《革命先锋》，新加坡翻印的称之为《图存篇》，上海翻印的有的称《救世真言》，在横滨与章炳麟《驳康有为书》并刊的称《章邹合刊》，还有将它与《扬州十日记》合刊的，销售总数当逾100万册以上，在清末革命书刊的销数中以绝对的优势占居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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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以后在回忆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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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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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3月，也就是拒俄运动前夜到达日本留学的吴玉章也在回忆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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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03年夏，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的旗帜就更为鲜明了。邹容以无比的热情歌领了革命，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时脍炙人口，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所宣扬的革命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一点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其中尚有不少狭隘与偏颇之处，今天看来，当然是早已过时的了；但在当时，他这本书的出版，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泯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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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去日本途中，就已经呼吸到了革命的空气；到日本以后，又受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参加了拒俄学生运动；这样，改良主义思想在我头脑中就逐渐丧失了地位。”“由于经过了这许多变化，所以当我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文章以后，我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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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邹容的《革命军》一书的问世，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点燃了人们心中的革命之火，其宣传与鼓动人们反清反专制的爱国情绪，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初年的整整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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