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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将公开信写好之后，曾请人带到香港转交康有为，结果未能带到。1903年6月，《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邹容的《革命军》“同时刊行，不及一月，数千册销行殆尽”，在海内外人们的心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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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3年5月25日，《苏报》刊出书介一则，就向读者推荐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说》，该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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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最近《政见书》力主立宪，议论荒谬。余杭章炳麟移书驳之，持矛刺盾，义正词严。凡我汉种，允置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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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苏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标题，摘录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中点名直斥当朝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这八个字一出，石破天惊，中外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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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是从正面阐述了反清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的话，那么，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则是从批判改良主义的错误言论的论战中，全面论述了革命的重大意义。这篇文章，是革命派对改良派正面进行批判中，第一篇思想性和战斗力都十分锋利的文章，也是在当时对于引导海内外人们走上反清革命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篇华章。在这篇气势磅礴、笔锋犀利的长文中，章炳麟站在鲜明的民主主义革命立场上，运用事实，毫不客气地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改良可救中国的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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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炳麟列举了清王朝压迫汉族的历史，指出从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屡兴不废的文字狱，直到清末戊戌政变、残杀维新党人，这一系列压迫汉人的罪行都表明满为主，汉为奴，并不存在什么康有为所说的什么“满汉平等”。在这篇文章中，章炳麟以很大的篇幅同康有为辩论满汉并非同族，指出：只要清政府的统治一日存在，满汉两族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只有革命排满，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满汉两族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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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章中的最精彩部分是章炳麟对于革命的论证。当时，康有为散布了一系列谬论，来反对革命派所宣传的革命主张，阻挠人们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这些谬论又同社会上长期存留下来的旧文化传统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人们头脑中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不坚决批判改良派的谬论，促使人们的觉醒，革命高潮的到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对此，章炳麟逐一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驳，同时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这对帮助人们从康有为的改良可以救中国的谬论中解脱出来，起到了快刀斩乱麻的所向披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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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企图用革命将招致流血牺牲，来吓唬人们不要参加革命。章炳麟却从历史上论证：在专制政体下，人民要取得政治上的权利，必须用铁血手段，流血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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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以人民智力道德低下、不配革命为借口，来反对人民革命。章炳麟则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论证：正是革命实践，才是提高民众觉悟的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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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以革命会引起社会紊乱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章炳麟则指出：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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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炳麟驳斥了康有为称颂光绪皇帝“圣仁英武”的偏颇观点。章炳麟一针见血地指出，光绪皇帝是因为害怕慈禧太后废置自己，才铤而走险，赞助变法的。即使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死后，做起名副其实的皇帝，根据封建时代的历史经验，到那时他也必定是个残杀维新党人的独裁暴君。康有为将光绪皇帝说成尧舜以来未有的“圣明之主”，要人们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章炳麟则竭力揭破这种伪造的神话，挺身要打倒这尊虚设的偶像。过去，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淫威下，皇帝的名字神圣不可侵犯，天下臣民是万万说不得的。谁胆敢提一下，就要大祸临头，脑袋就得搬家，九族也要跟着倒霉。章炳麟偏偏选准这个软肋，直斥光绪皇帝的名字。一声“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石破天惊，前所未有，震动全国，开辟历史。顽固派为之暴跳如雷，中间派为之目瞪口呆，而革命派却为之扬眉吐气。它在当时所起到的那种震动人心的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完全体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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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康有为的真实想法，章炳麟更是作了尖锐的揭露。章炳麟指出，康有为的文章名义上写给南北美洲诸华商，其实是写给清政府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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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是书，其志岂果在保皇立宪耶？亦使满人闻之，而曰长素固忠贞不贰、竭力致死，以保我满洲者，而向之所传，借遵皇权保中国不保大清诸语，是皆人之所以诬长素者，而非长素固有是言也。荣禄既死，那拉亦髦，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极藉，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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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之论，直透康有为的肺腑，揭下了康有为的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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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发表后，迅速传布海内外，改良派在爱国群众中的影响因之而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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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作品，在革命派同改良派的理论斗争中，不愧是一篇起了巨大影响的、脍炙人口、传颂不衰的反清革命的檄文。章炳麟在这篇文章中，旁征博引、观点鲜明地论述革命排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整篇文章显得条理缜密，内容深刻，发人深省。同时，这篇文章又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作者在字里行间注入了自己充沛的革命激情，成为1903年以前反清革命思想发展的理论总结，对以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理论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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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8月，高旭曾作诗一首，名为《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对章炳麟揭下康有为的保皇画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诗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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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岳章夫子，正义不可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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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剑何峥嵘，侠骨磨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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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头一棒喝，如发霹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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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正龙头，顿时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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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大汉土，日月重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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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苏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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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最早是由胡璋于1896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创刊的一个生活小报，是他的妻子日人生驹悦出面向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开办的。主笔最初为邹弢。报纸内容多载市井琐事和作奸犯科的社会新闻，文字粗陋猥亵，曾因刊登黄色新闻并有敲诈勒索等事被人控告，“本一营业性质之小报”，在上海新闻界中没有什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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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苏报》为陈范购得。在陈范的经营下，该报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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